日本藏学研究者选介（二）

    从现有资料来看，日本的明治时期（1868—1925年）涉足中国藏区的日本人共有七人，即河口慧海、能海宽、寺本婉雅、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青木文教、多田等观。其中除能海宽未能实现其入藏目的以外，其余六位日本人都以各种形式进入了西藏。这些进藏者中的大多数人，以后都为日本藏学研究的建立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可谓是日本藏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也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因此，以下对他们的藏学研究情况分别做一简要介绍，以供国内藏学研究者参考。

    1．河口慧海（Kawaguti Ekayi,1866—1945）

    河口慧海，大阪堺市人，幼名定治郎。 15岁，进入汉学者土屋弘（号凤洲）的家塾“晚清塾”学习儒学。23岁，到东京求学，进入刚开设不久的“哲学馆”（1887年创设，即今天的东洋大学），1891年3月毕业。在哲学馆学习时期，佛学家井上圆了对河口慧海以后的学术和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5岁，河口在东京五百罗汉寺剃度为黄檗宗僧侣，取法名“慧海”。不久，河口慧海出任该寺住持。为了取得佛教经典，河口慧海曾两次入藏。第一次是1900年至1902年，第二次是1914年至1915年。第一次进藏活动结束后，1904年，日本出版社博文馆出版了他撰写的《西藏旅行记》；1909年，河口慧海以“Three Years in Tibet”（《旅藏三年》）为名，又将此书在印度玛德拉斯和英国伦敦出版，使更多的读者了解了西藏，河口慧海也因此声名远播。除蜚声海内外的《西藏旅行记》外，河口慧海对日本藏学研究的贡献可以分成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日本藏学研究的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收集佛教原典是河口慧海两度进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旅藏过程中（包括以后在中国内地的旅行），收集了大量的梵文和藏文佛教经典，这些大藏经和藏文文献、梵文写本等，现分别藏于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大正大学、东北大学等图书馆。

    据《河口慧海请来西藏资料图录》介绍，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日本美术史研究室还藏有河口携归的佛像144尊、佛画261幅、经版28枚、佛具385件、动植物标本125件、矿物标本130件。 以后，河口家私藏的20件佛像、佛具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约1000件植物标本藏于国立科学博物馆分馆。这些都成为日本藏学研究的珍贵文物，为日本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第二，对日本的藏学研究尤其对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河口慧海1917年返回日本后，开始投身于对佛典特别是藏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是河口慧海的主要事业，这方面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此不一一举引。其实日本的藏学研究就是在研究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河口的研究不仅限于佛教范围，还包括西藏的语言、历史、思想、美术、民俗等其他领域。据日本学者高山龙三统计，河口慧海一生中撰写的单行本著作（包括译著）有41种，考证性论文80篇，登载在报刊上的文章36篇，其它有16篇， 可谓著作等身。

    第三，为培养藏学人才做出了贡献。河口慧海精通梵文、藏文、英文、汉文、巴利文，正是这种语言功底，使他完成了许多佛典的翻译、对勘工作。翻译浩繁的藏文经典，需要大量通晓藏文的人才。为此他在日本培养了一批藏语人才，他的第一批藏语研究生中有以后成为佛学专家的池田澄达、阿部文雄、铃木重信等人，以后又有桥本凝胤（药师寺住持）、山田无文（花园大学校长）等数十人。

    除培养指导藏语研究生以外，河口慧海还在大学讲授藏传佛教和藏语课程。先后在东洋大学、宗教大学（即后来的大正大学）讲授藏语和佛教，1926年任大正大学藏语专业的教授，并出版了《西藏文典》、《西藏语读本》等。

    2．能海宽（Noumi Yutaka,1868-1901）

    能海宽，岛根县人，12岁时在京都东本愿寺剃度为僧。1886年,入京都东本愿寺的普通教校（今龙谷大学前身）学习佛教。1890年北上东京，进入庆应义塾（今庆应义塾大学）学习英语，次年转入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前身），跟随从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真宗大谷派僧人、著名学者南条文雄（1849—1927）学习梵文。1893年，能海宽从哲学馆毕业以后，自费出版了他留下的惟一著作《世界上的佛教徒》 ，其中收录有《西藏国探险的必要性》一文，此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对西藏进行探险的重要性。因此能海宽是在日本第一个撰文明确提出西藏探险的人物。1898年11月，能海宽受东本愿寺派遣，从神户乘船至上海，于次年1月抵达重庆，开始了试图由四川进入西藏的活动。但是，由于藏族僧俗的强烈抵制，能海宽试图从四川、青海及云南进入西藏的三次进藏活动均告失败，最后于1901年在云南德钦一带失踪，成为日本第一个进藏“求法”路上客死他乡的不归之人。但是，能海宽在日本藏学方面的贡献不能我们忽视。他的这种贡献简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能海宽是第一个用日文翻译藏文经典的日本人。能海宽在打箭炉滞留期间，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搜集和对藏文经典的翻译，他将藏文佛经《金刚经》、《弥勒菩萨誓愿经》、《无量寿智经》、《般若心经》等翻译成了日文，成为第一个用日文翻译藏文经典的日本人，并对勘了藏、梵文《金刚经》。

    其次，能海宽为日本藏学的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收集佛教原典是能海宽进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进藏途中收集了不少珍贵资料。据报道，他从中国四川等地收集到“历史与宗教文化资料2691条（内含佛典56卷、佛像、佛具79件，旅行记等文字资料96件），图书、地图202件。” 这些资料现收藏于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及能海宽的家乡岛根县金城町的历史民俗资料馆。

    第三，他留下了有关中国藏区的珍贵记载。能海宽在入藏过程中，对沿途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地理等状况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他除留下了珍贵的日记、笔记以外，还给日本自己的老师、亲友等一共写了43封信（后编辑成《能海宽遗稿》出版），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写了《进藏行程》一书。能海宽在这些资料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他途经的四川、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等地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民族、风俗、语言、商业、农业、物产等情况。这不仅给日本的藏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加深了日本人对西藏文化的认识，还在客观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极其珍贵的资料。即便在今天，其中的不少记载对我们的藏学研究和地方史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3．寺本婉雅（Teramoto Eiga,1872—1940）

    寺本婉雅，日本爱知县人，日本东本愿寺僧人。1895年入真宗大学学习。1898年6月，受京都东本愿寺派本山之派遣，从日本抵达中国，先在北京雍和宫学习藏文，并策划由川藏线进入西藏拉萨。1899年8月，他与能海宽结伴行至四川理塘后，其进藏活动遭遇当地藏族僧俗群众的强烈抵制，无果而返。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又以陆军翻译的身份随日军再赴北京。抵京后，他经常奔波于与清廷政要的交往和政治活动，此间他不仅将在北京黄寺和资福院搜获的两套藏文《大藏经》运至日本，1901年还诱使藏传佛教高僧、雍和宫著名活佛阿嘉呼图克“访问”日本月余 。1903年2月，他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为名，进入中国，不久进入青海塔尔寺，在这里滞留了整整两年，一边研习藏传佛教，一边从事进藏的准备工作。1905年5月，他经青海成功潜入西藏拉萨，于当年10月经印度返回日本。1906年4月，受日本当局之托，再次潜入中国，活动于青海塔尔寺、山西五台山及北京等地，与正在内地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甚密 。1908年8月，在寺本婉雅的斡旋下，达赖喇嘛在五台山会见了日本西本愿寺代表大谷尊由。1909年初返回日本。

    寺本婉雅返回日本以后，便沉溺于藏学、尤其是藏文佛典的研究，一直到69岁去世。1915年2月任京都大谷大学教授，教授藏语和佛学，以后还曾在京都帝国大学担任嘱托讲师，教授藏语，为日本培养了不少藏语人才。他撰写的相关藏学方面的论文、译文及著作达百余种，涉及西藏的佛教、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等很多方面。他翻译出版了藏文本教典籍《十万白龙》(东京帝国出版协会，1906年)、有关新疆的藏文典籍《于阗国史》及《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东京丙午出版社，1920年)等。他编写的《西藏语文法》（京都内外出版社，1922年）一书，成为当时日本人学习藏文的重要工具书。关于日本与西藏接触方面的著作有《西藏蒙古经营私议——附日本对达赖国王关系论》（1909年）、《西藏秘密国之事情》（1929年）等。此外，他的《藏蒙旅日记》（1974年）一书，也对日本人了解西藏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他从北京、西藏等地搜集了不少藏文典籍，为日本藏学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20世纪初期日本对西藏的了解，他的贡献不可低估。

    4．青木文教（Aoki Bunkyou,1886—1956）

    青木文教，日本滋贺县高岛郡人，西本愿寺僧人。早年入京都府立中学，不久转入佛教大学（今京都龙谷大学的前身）学习。1912年9月，作为西本愿寺派遣的 留学生进入西藏，1913年初抵达拉萨，住在西藏贵族家庭，开始了三年的留学生活，主要学习西藏的宗教、语言及历史。1916 离开西藏经印度返回日本。

    青木文教返回日本后，1920年在京都内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藏游记：秘密之国》。1935年，受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的嘱托，在该校教授了近两年的藏语。1941年，作为外务省嘱托，从事了约六年相关西藏方面的调查及情报工作。1940年出版了《西藏文化的新研究》； 1942年出版了《西藏的民族与文化》； 1947年刊印了《西藏语学》。这些都是他在这一阶段的成果。战后，从1947年开始，青木文教在美军的CIE（联合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担任了4年的教育顾问。1951年3月，接替多田等观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担任的藏语讲座。

    青木文教与上述几位有进藏体验的藏学家（河口慧海、寺本婉雅、多田等观）不同，他研究的范围没有局限在佛学领域，而是涉猎广泛。归国后不久出版的《西藏游记》（1920年内外出版社），无疑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由《进藏记》、《西藏事情》、《出藏记》三个部分组成，其核心部分是《西藏事情》，共分16章，内容涉及西藏的地理、对外关系、拉萨周围的设施、西藏的政体和行政组织、宗教、教育、产业、交通、军事、风俗民情、节日等，可以说这是青木3年期间对当时西藏所做的一份出色的调查报告。与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相比，该书没有刻意渲染的神秘和掠奇，不管是对进藏、出藏往返路程的地理性描述，还是以拉萨为中心的民族志报告《西藏事情》，记述都相当准确，可以说它是当时关于西藏的第一级情报，今天也不失其资料价值。藏学家山口瑞凤先生说：“《西藏游记》虽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东西，但是以后没有看到能超过它的报告。……可以说《西藏游记》在日本的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40年出版的《西藏文化的新研究》，是作者在《西藏事情》基础之上做的进一步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当时日本对西藏的研究水平。在东京大学担任藏语讲座期间，青木文教投入了很多精力，利用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资料，开始对西藏古代藏文年鉴进行研究，考证了吐蕃诸王的在位时间等，其成果即《早期西藏编年史研究：有关矛盾的日期及其判定》（1955年完成、手稿刊印本）。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当时无法接触到敦煌吐蕃文献，以后随着敦煌吐蕃文书及其它相关著作的不断问世，青木的这一研究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

    另外，与其它日本入藏者一样，青木文教在离开西藏时，同样从西藏带回了不少相关西藏的文献及其它资料。1979年夏，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民间购入了青木从西藏带来的142件资料，其中佛教图象7件、佛教图象白描6幅、佛像6尊、佛教礼仪用具27件、民具及生活用具14件、服饰21件、书籍类（装订本）9册、文献52种（其中50种是《大藏经》以外的藏文文献）。 显然，青木携归的西藏资料主要是与藏族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用具，种类繁杂。从他携归的资料中，可以透视出20世纪初期西藏民众社会生活的原貌，这是他携归的资料的最重要的价值。

    5．多田等观（Tada Toukan,1890—1967）

    多田等观，秋天县土崎港人，西本愿寺僧人。1911年4月，在京都跟随达赖喇嘛派遣的赴日留学生擦珠•阿旺罗桑学习藏语。1913年，作为西本愿寺派遣的留学生进入西藏，在拉萨色拉寺研习藏传佛教。1922年获得格西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藏传佛教这一最高学位的日本人。1923年，多田等观经印度返回日本。他是在西藏居留时间最长的日本人。

    多田等观在离开回国时，同样带回了大量的西藏文献，而且其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上述几位进藏者。据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教授介绍，多田搜集的文献几乎没有脱页，是西藏木版印刷中最清楚的。其中属于大藏经的文献有21872部。多天带来的《大藏经》，有德格版、纳塘版和拉萨版三个版本。多田还收集了《大藏经》以外的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西藏高僧的全集2083套，现藏在日本东北大学。东京大学文学部现藏有多田等观收集的相关医学、历算、传记及相关佛教教义方面的名著425种。

    多田等观回到日本以后，马上投入到了对西藏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1925年受聘担任帝国东北大学的藏语讲师，教授藏语，同时在日本著名佛学家岛地大等建议下，与佛学家宇井伯寿合作，给德格版的《丹珠尔大藏经》进行编纂目录的工作，1934年出版了《西藏大藏经总目录》。1942年以后，多田受聘担任了东京大学和庆应大学的藏语讲师，并受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嘱托，从事西藏文献的整理工作。此间出版了介绍西藏社会情况的《西藏》一书 。1953年，在佛学家羽田野伯猷等人的协助下，完成了《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书，因此业绩，1955年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1951年6月至1953年11月，担任美国加里弗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带去不少西藏文献。1956年担任日本东洋文库藏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1965年在东京出版了英文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Thre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Tokyo.）一书。

    多田等观的另一部著作《西藏滞在记》 也值得一提。该书由多田等观口述、牧野文子记录并编辑成册。虽然该书完稿于1965年，但正式出版是完稿28年之后的1984年。当时，两位著者都已经去世，他们未能看到此书。该书为我们了解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但大概是口述记录的缘故，加之著者本人未能看到清样等原因，书中错讹不少，在此不赘。

    从多田等观的藏学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虽然他撰写了许多相关西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但其研究的重点在西藏佛教方面，尤其在西藏佛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