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西南民族历史地理的考察及民族地理学的发展

    民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完成向近代地理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著作的引入，我国的学者也开始重视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探讨民族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成为当时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不少的学人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必须从学科发展的高度，加强对中国边疆民族地理的考察。正是在这样大的学术背景下，一大批具有世界意识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承袭着自清道光咸丰以来就广泛开展的对边疆民族地理考察的优良传统，纷纷走入边疆，开展了更加深入的涉及民族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宗教地理、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图志等诸多内容的民族地理学考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丰厚的学术遗产。

    一、民国时期民族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地理学伴随着中国古代地志学、历史学一路走来，到了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随着世界局势和中国边疆问题的新变化，一大批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开始冲破传统的“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魅魑”，“勤于小而望其大”的狭隘的“华夷观”，逐渐改变“儒者习于所见，皆以奢谈异域为戒” 的风气，主张开眼看世界，并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边疆问题，加强了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与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地理学逐渐向近代地理学转变，并且在20世纪初叶，这种转变基本完成，一些新兴的分支学科逐渐呈现出雏形。

    在这种学科的转变过程中，于西方世界已经有多年发展历史的人文地理学及其一些基本的理论与方法，纷纷被引入我国。像如李希霍芬的《中国》、雷克吕的《人与地》、亨丁顿的《气候与文明》等著作，成了当时的人文地理学者案头常备之书。受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学者关于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文章，也日渐多了起来。1904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连续刊发了《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文章，就生产方式、民族精神、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等问题，率先阐述了中国地理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如在论述社会发展、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梁启超认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恃，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恃以成人也。” 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于文化地理研究的文章亦逐渐增多。如李长傅的《中国文化起源与世界文化移动之研究》、林惠祥的《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王聚贤的《中国文化发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贾丰臻的《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达》、张印堂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之发展及其地理背景》（《图书展望》二卷一期）、杜畏之的《古代中国之地理环境》（《读书杂志》1933年）、孟世杰的《中国文化扩展之地理背景》（《北平大学学报》1935年）、胡翼成的《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康臧前锋》1935年）、阎焕文的《中国文化之地理解释》（《中国学报》1944年）、翁文灏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杂志》，1932年4号）、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1935年2卷2期）、张印堂的《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地理学报》，1934年1卷1期）、张其昀《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地理学报》1935年第1期）等等，这些发表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作，虽然主要是论述中国文化地理的关系，但在一些文章中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民族地理的问题。譬如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从地理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方面入手，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民族与人口地理分布的一些特点，勾画出了中国第一张人口等值线密度图，首次提出了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密集区与西北部人口稀疏区的分界线，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其昀《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一文，根据地形特点将民族分为四个分布区。

    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对边疆民族历史地理考察的加强，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应该把民族历史地理的观念引入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确实从真正的学科发展的高度，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思考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像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黄盛璋等老一辈的历史地理学家和顾颉刚倡导和组织下成立的“禹贡学会”所汇聚的许多优秀地理学者，都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中国民族地理的研究。而在这一时期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中，如下几部著作是与民族地理学直接相关的。

    《民族地理学》（小牧实繁著，郑震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这本书由日文翻译过来，收录在王云五主编的“自然科学”小丛书中，虽然从书名上来看，讲的是民族地理，其实书的内容主要论述了地理条件对于人种分化的影响、人种分布与地理条件的关系和人种特征与地理条件的关系等问题，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地理学有一定的区别，或许称之为“种族地理学”更合适。

    《民族发展的地理因素》（恩格伦著，林光澂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这本书把地域视为一切人类和人类组织必要的和重要的基础，具体分“民族地差异”、“土地和人民”、“民族和地方”、“个人和民族”、“国际冲突和国际亲善”、“民族的独立或互赖”、“温带区域的开发”、“热带的征服——热带区域的辅助地位环境和资源”等九个章节，分析了民族、种族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张相文先生“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 吸收国外先进的地理学理论，对自然地理进行研究的一部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它虽然篇幅不多，但基本上囊括了现在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有不少的文字讲到了种族的地理分布，并且较早地将人种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三种。在张相文看来，直发种人“思想较高”；拳发种人“思想多高于他科人”；绒发种人“思想低劣，无能光于历史”，“各种族之盛衰兴展，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因之，生活程度之高低，亦若天实限之，而不能强同者。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弛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行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在中古时常足以胜他族，然发达竞争，要以温带之地为高尚人种之锻炼场，故今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 这种从地理环境来解释人种差异的思想，显然是受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能够认识到地理环境与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十分难得的。

    上述的几部著作，从整体内容上来看，虽然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它不同程度地探讨了民族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地理学的认识水平。

    二、对西南民族历史地理的考察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许多敏锐的知识分子对边疆民族地理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识的提高，自清道光咸丰以来早就开始的对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考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从规模、范围还是在考察的深入、广度方面都有所提高。投身到中国西南边疆考察的人员以中国学者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政府官员、旅游者、探险家、传教士等。这当中，有一些探险家和传教士中，直接受雇于西方殖民者或军方，其考察的活动有不少的侵略成分，但无论如何，各种不同形式的考察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有关西南民族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和成果。

    在以学者为主体构成的对于西南民族历史地理的考察群体中，汇聚了像罗香林、黄国璋、顾颉刚、方国喻、岑仲勉、芮逸夫、凌纯声、吴泽霖、楚图南、徐益棠、任乃强、马长寿、柯象峰、杨仲华、林耀华、李安宅、庄学本、张其昀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他们的考察报告或研究文章，在《边政公论》、《西南边疆》、《地学杂志》、《康导月刊》、《蒙藏月报》、《西北月刊》、《新亚细亚》、《边事研究》、《东方杂志》、《宏康月刊》、《康藏前锋》、《边政》、《禹贡》、《川边季刊》、《蒙藏旬刊》、《地学杂志》、《国学丛刊》、《中央亚细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康藏研究》、《西北论衡》、《清华周刊》、《康路》、《西北世纪》、《边疆通讯》、《风土杂志》、《民族学研究集刊》、《边疆人文》、《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地理学报》、《地理》、《中国边疆》、《西南边疆》等报刊上，被刊载出来。这些刊物所刊载的报告或文章，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来加以介绍。

    在综合性的民族地理考察方面，徐益棠的《西康行记》（《西南边疆》，1936年第8期、1939年第9期）、李式金的《澜怒之间》(《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7期、1945年第4卷第2－3和4－6期合刊)、绳景信的《果洛及阿瓦行记》(《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4－6期合刊、第7－8期合刊、第9－12期合刊)、丁作韶的《川康边区考察记》（《大中国周刊》1933—1934年第3、4卷）、歌石的《西南藏区游记》(《中国边疆》1945年第3卷第7、8期)、严德一的《云南边疆地理》（《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1期）、施雅凤的《川西地理考察记》（《地理》1945年第5卷第1、2期）、曾昭抡的《缅边日记》（本书初版于1941年，收集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中）、柯象峰的《西康纪行》(《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1942年第1卷第7－8和9-10期合刊)、杨怀仁的《岷江峡谷地理之初步考察》（《地理学报》1946年第12、13期）、李伟的《西康地文之轮廓》（《史地论丛》1939年第1期）、李亦园的《西康之地理》（《西北论衡》1941年第9卷第1—4期）、夏光南的《元代云南之地理》（1935年《元代地方史地丛书》）、庄学本的《羌戎考察记》（《蒙藏旬刊》，1936年第110期）、克勒脱纳撰写林超翻译的《民国十九年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在《国立中山大学地理学系报告集刊》第一卷第1、2号上刊出）、胡一声的《边疆地理与边疆民族》（《蒙藏月报》1936年第6卷第2期）、凌纯声的《孟定——滇边一个瘴区的地理研究》（《西南边疆》1938年第1期）、吴必赓的《西康地政概论》（《边政导报》1947年第2—7期）、陈观浔的《西藏志》、洪涤尘的《西藏史地大纲》（民国24年（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郑象铣的《雅茶与边政》（《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合刊）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西南民族历史地理方面的内容。这当中，任乃强先生根据1929年他在西康的考察札记基础上编写的《西康图经》（最初拟写11篇，最后出版了“境域”、“民俗”和“地文”等三篇），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藏学的进展。其中的“境域篇”共计10余万字，分部落、辨名、疆域、省会、界务、县界问题等类别，根据史籍与档案材料，对氐、羌、戎、唐古特、乌斯藏、西藏及西康等名词进行了考释，叙述了康藏过去的版图及划分情况。“民俗篇”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的是“番族”的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等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下篇考察的是汉族及其他各族，包括“客民来访”、“客民小传”、“移民问题”、“倮猡”以及滇边的“麽些”、“古宗”、“民家”、“栗粟”、“怒子”等诸族，可以算作是民族志的著作。“地文篇”则是自然地理方面的著作。陈观浔的《西藏志》，广泛搜罗了各种正史、野史、地方志书中所记的材料，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删削、考订，分31个大的类目，对西藏的山川疆域、风土民情、货贝物产、兵制边防等进行了叙述，是研究西藏历史地理、 民俗文化一部较好的典籍。《民国十九年云南地理考察报告》是民国十九年（1930），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学生，在克勒脱纳教授带领下利用暑期到云南进行了探险式的考察报告。他们从昆明出发，经大理、点苍山——腾冲——龙川江，北越高黎贡山——怒江、泸水——澜沧江、营盘街——剑川——金沙江朶美——白盐井——元谋——回昆明。洪涤尘的《西藏史地大纲》作为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的纲要性著作，对西藏的人文地理环境、民族历史渊源、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帝国主义侵藏史都进行了逐一的叙述。郑象铣的《雅茶与边政》一文，“简述了雅安、荥经、天全、名山及邛崃五县所产之所谓‘雅茶’生产状况和经营历史，认为 ‘千余年来，汉藏间之贸易’莫不‘以雅茶为正宗’，而近代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之侵略，印茶逐渐侵入中国市场，影响边政建设，提出改良雅茶生产和经营，恢复雅茶往昔市场，‘以增强汉藏贸易，实为经边要图’”。 《缅边日记》是曾昭抡先生抗日战争期间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的记录，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

    在探讨人地关系及民族地理景观方面，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文地理考察》（《地理学报》1941年第8卷）、李式金的《青康自然区之划分及其对人生的影响》（《东方杂志》1941年第38卷第10号）、蒋君章的《西藏之自然环境与人生》（《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3期）、刘恩兰的《川省人地关系之检讨》，（《学思》1943年第3卷第6期）、冯绳武的《滇池西北岸平原区之人文地景》（《地理》1943年第3卷第1、2期）、刘恩兰的《地理环境对部族社会习俗之影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44年第15卷册）、史蒂文森著、源泉译的《西藏人文地理略述》（《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7、8期）、姜羊的《西康之自然环境与人文》（《国民日报》1934年5月15日）、张印堂著李孝芳译的《云南掸族之特征与其地理关系》（《地理》1941年第1卷第2期）、叶长春的《西藏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24—1925年第2卷）等是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如蒋君章的《西藏之自然环境与人生》一文，就涉及了西藏的自然环境、地理形势与疆域、人文概况和对外关系等诸多内容。

    在探讨民族地理分布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凌纯声的《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版）、杨履中编的《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云南省民政厅边政丛刊，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出版，1946年）、李肇义的《滇省西南民族之分布及其生活状况》（《军事月刊》1939年第3卷第8、9期）、孙诞先的《贵州民族之分布及其沿革》（《旅行杂志》1943年8月17卷8期）、陶云逵的《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徙》（《史语所集刊》1940年第7本第1分册）、丁啸的《西南民族分类分布及移动》（《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第1卷第1期）、王洁卿的《云南藏掸两族之分布及其风华》（《文化建设》1937年第3卷第9期）、陶云逵的《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史语所集刊》1938年第7本第4份）、李安宅的《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边政公论》1946年第5卷第2期）等著作。这当中，《云南民族之地理分布》一书，分地形与气候、民族的分类、区域的分布、垂直的分布四部分，介绍云南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书后有云南地形图、云南民族之垂直分布图和英文说明。《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分布的著作。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县局为纲、宗教为目；下编以宗族为纲，依次列各宗教名称、人口、分布地方名称等。《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以翔实的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叙述了德格各历史时期的人口状况，被视为研究德格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贵州民族之分布及其沿革》一文，搜集了《黔书》、《黔记》、《黔游记》、《黔疆各种苗夷图》、《黔南职方记略》、《贵州通志》中对苗民名称所记的各种资料，并进行了考证、比较与归纳，最后得出结论。

    在探讨西南民族历史地理及其源流方面，郑啸痒的《西南边疆民族之来源及其现状》（《新亚细亚》1937年第13卷第3期）、冯大麟的《汉族与西南民族同源论》（《中央周刊》1939年10月11日2卷15、16期）、罗香林的《夏民族发祥于岷江流域》（《说文月刊》1943年1月3卷9期）、张延林的《苗夷汉同源论》（《中央周刊》1939年3月1卷33期）及《再论夷汉同源》（《西南边疆》1938年8月6期）、石启贵的《汉苗同源论》（《中央周刊》1940年3月2卷34期）、范义田的《华戎之同种及西南高原族“昆明”、“明家”、“滇”、“诏”之解说》（《东方杂志》1944年5月40卷10期）和《禹与四川之关系》（《说文月刊》1943年1月3卷9期）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范义田的《西南夷之族类及其名称与地理生活关系》（《东方杂志》1944年2月40卷3期）一文，系统地论证了西南夷古今地理分布及蛮夷戎狄之称谓与地理生活的关系。丁骕的《西南民族考释》（《边政公论》1942年3月1卷7—8期，1943年6月2卷3期）和《西南民族分类分布及移动》（《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6月l卷1期）两文，考察了西南民族的支系、地理分布及迁徙情况。

    在探讨民族图志、社会地理、经济地理、聚落地理、宗教地理方面，海尔德的《四川西部民族区域图》（《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22—1923年第1卷）、戴谦和的《中国西部边疆略图》（《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0年—1931年第4卷）、高长柱的《西藏之宗教及其势力之分布》（《蒙藏月报》1938年第9卷第1期）、吴玉年的《西康图籍录》（《禹贡》1935年第4卷第2期）、傅成镛的《西藏图籍录补》（《禹贡》1935年第4卷第2期）、曾文甫的《西康经济地理》（《西康经济季刊》1944年第9期）、李安宅的《西康德格社会经济鸟瞰》（连载于上海《大公报•经济周刊》1946年10月14－28日第7、8、9期）、张俊德的《康藏的社会地理基础》（《蒙藏月报》1936年第6卷第2期）、朱炳海的《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地理学报》1939年第6期）、严钦尚的《西康居住地理》（《地理学报》1939年第6期）等著作，都可以算作比较典型的著作。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主要是中国学者的考察报告和研究文章。另外，在民国时期还有不少的外国人深入到西南地区，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考察，尽管这些考察中，有不少具有殖民侵略的成分，但客观上也为当时西南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在外国人的考察中群体中，法国人大卫•奈尔（著有《藏游历险记》，西庭译出，连载于《国闻周报》1926年第3卷第23－29期）和古德诺（著有《藏边三十年见闻记》，杨华明、张镇国译出，载于《康导月刊》1943第5卷第6期及以后各期）、日本人青木文教（著有《西藏游记》，唐开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和内田宽一（著有《西藏探险秘史》，何建民汉译出，连载于《新亚细亚》月刊1933年第5卷第3－5期）、瑞典人斯文赫定（著有《西藏》（绛央尼马译出，载《禹贡》1937第6卷第12期康藏专号；《我的探险生涯》，孙仲宽译出，1933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出版；《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礼译出，开明书店1934年版）以及英国人贾卜门（著有《拉萨圣城记》，该书被认为是继贝尔的《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之后又一部西藏史地方面的巨著）、荣赫鹏、F•金敦•沃德（著有《神秘的滇藏河流域》，李金希、龙永弘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麦克戈德温、泰克曼（著有《西藏东部旅行记》，高上佑译出，载于《康藏前锋》1934年—1935年的数期上）等人，都曾经到过西南地区，开始了他们各具目的考察活动，为我们留下了十数种游记。这当中，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职的史蒂文森深入西南内地进行实地考察，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川康交界一带的民族地理进行了考察，撰写了《西康人文地理述略》（源泉译出，载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7－8期合刊）一文，文中涉及了川康交界区的石器时代文化、各种原始语言、部落民族、汉人耕种区域、“独立倮倮”、“倮倮起源问题”等内容，可以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民族地理方面的著作。青木文教的《西藏游记》以编章为纲目，分三编数十章对西藏的人文地理、民风民俗进行了记述，尤详于对宗教的记述。F•金敦•沃德的《神秘的滇藏河流域》，主要对滇西北和藏东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地理物产、气候植被以及生息繁衍在这一区域内的众多民族进行考察的重要著作，它在、地理学、民族学、植物学、人类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古德诺的《藏边三十年见闻记》集其在西藏传教30多年所见所闻编成，全书共分西藏鸟瞰、西藏天主教、汉藏边境等三编，涉及西藏的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民俗地理等诸多内容，可以算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