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南方民族志研究综述

    “民族志”成为一种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它在英文中称为“Ethnography”，词源出自希腊文“ethnos”（民族）和“graphein”（记述）。它原为民族学或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蒐集制作资料、记录、评价，并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所以一般称为人种志或民族志研究法。随着跨学科整合研究的不断发展，民族志逐渐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而被许多学科或应用领域所采用，如民族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与文化研究等等。虽然民族志形成为一种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出现的时间不过百年，但在遥远的古代人类社会就有了各种各样关于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的见闻的记录，这些就是古代的民族志撰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先秦的时候，就出现了有关古代民族志的撰述。《礼记•王制》说道：“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记录，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族类多样性的实际存在，也是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在异文化群体中扩展的标志，其所提示的内涵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民族现象也是启迪颇多的。此后历朝历代的文献中，都不乏有关民族志的记载，尤其是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开辟“西南夷列传”、“匈奴传”等以来，历代官修正史都有专门以少数民族为对象，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其历史源流、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服饰发型、生活习俗等方面内容的专篇，在其他的篇章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此外，历代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汉文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以及历代少数民族古籍中，也有大量关于古代民族志的记载，其中一些志书和杂记已经具有民族志专著的性质，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历史民族志。

    中国南方地区在地理上，一般指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省、市、自治区。活动在这里的古代民族，在先秦至清代的各类汉文文献中，相继被称为苗、蛮、百濮、百越、巴、蜀、西南夷、掸、瑶、僮、黎、东番、……，等等，他称不下百数十个，其自称就更多了。这些古代民族既是稳定的，又不断发展变化。有的在历史上强大，却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以后消失，融入其他民族中；有的则由同一民族分化为不同的民族；有的则与其他一些来源不同的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他们与今日南方的31个世居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程度的渊源关系。这些古代南方民族所创造的灿烂历史和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代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其中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著作，较为重要的就有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朱辅的《溪蛮丛笑》，明代田雯的《黔书》、李京的《云南志略》、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邝露的《赤雅》、田汝成的《炎徼纪闻》，清代黄叔璥的《番俗六考》、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等等。

    这些历史文献分别从多种角度，对古代各民族的历史源流、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服饰发型、生活习俗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前的这些记载都局限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或某个时代，大多是较为零散、片段和不连续的，有的出现了错误，有的表现出较强的猎奇色彩，甚至流露出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在浩瀚繁多的中国史籍中，对古代各民族作出完整、系统、科学的研究和记录的民族志著作可以说没有出现。

    20世纪初民族学或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以后，中国学术界也开始了现代学术研究意义的民族志实践。1905年，刘师培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年重印），其他学者的一些论著也包含有民族志的内容。特别是在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不断加深、全民爱国救亡运动迅速高涨、边疆民族研究得到极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的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纷纷对少数民族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至20世纪中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论著及调查报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即为民族志记录。这些论著和调查报告又主要以南方少数民族为研究和考察对象，其中有关广西少数民族的论著和报告，主要有刘锡蕃的《岭表纪蛮》和《苗荒小纪》、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王同慧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杨成志等的《瑶族调查报告文集》等；关于海南岛少数民族的论著和报告，主要有刘咸的《海南岛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等系列论文、王兴瑞的《海南岛黎苗调查报告》等；关于湘西苗族的调查报告，主要有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论著，主要有陶云逵的《云南摆夷》、李佛一的《车里》、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江应梁的《摆夷的生活文化》等；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论著，主要有吴泽霖和陈国钧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林耀华的《贵州苗蛮》（博士论文，主要围绕清代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进行译注）等；关于四川少数民族的论著，主要有林耀华的《凉山彝家》等；关于福建少数民族的报告，则有史图博、李化民等的《畲族调查报告文集》。不过，这些论著和调查报告的民族志内容主要是对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描述和记录，关于历史文化的追述和探讨比重不大，因此属于现代民族志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等进行研究，取得了的丰硕成果，民族志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基础上编撰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和简志初稿，就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遗憾的是，该套简志没能修订出版。近年出版和发表的具有民族志研究性质的论著大约分为如下两类：

    一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其中杨圣敏主编的《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较有代表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各民族的综合民族志，该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内容包括民族概况、族源与社会发展、经济生活、传统观念与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文学艺术与科技等。因其是作为高校精品教材项目推出的，篇幅受到限制，故而在内容上显得较为单薄，古代部分更是简略。国内学术界还推出了几部南方古代民族志著作。例如，199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宋公文、张君的《楚国风俗志》，该书从饮食、服饰、居室、舟车、婚恋、丧葬、年节、歌舞、巫覡、占卜、凤龙和其他等方面，对楚国各民族的风俗和社会生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199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泽奉、刘如仲编著的《清代民族图志》，该书汇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皇清职贡图》、《广舆胜览》、《黔省苗民图册》、《西南少数民族图册》、《中外民族图册》、《苗民图册》等书中图画300余幅，并从五本图册中，选择最具代表者，重新按今日民族分布地区编排，结合历史文献，对每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历史状况、衣食住行、婚丧风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习俗禁忌等作了较为完整的介绍；2003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纯德编著的《彝族古代毕摩绘画》，该书汇集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不同彝族地区的数百幅古代毕摩绘画作品，其中50余幅珍藏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亚洲图书馆，这些毕摩绘画作品反映了明清及其之前彝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字、历史文化、艺术、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是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画卷和缩影。此外，最近一二十年出版的许多新编省区通志都有民族志，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及民族聚居地区也编著了当地民族志，不过这类民族志主要是当代民族志，古代部分很少甚至没有。

    二是对历史民族志进行研究和探讨。其中郝时远的《清代台湾原住民之民族志——〈番俗六考〉》以长达3万字的篇幅，对黄叔璥《番俗六考》一书成书的原住民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和价值进行了分析，并就书中反映出来的“番汉”关系、作者对原住民的认知和理解及其重体恤重教化的“理番”思想等进行了着力的探讨，是一篇研究历史民族志的力作。200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李汉林的《百苗图校释》也是这样一类成果，作者从数十种版本中筛选十个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了精心的鉴别和校释，是近年研究“百苗图”较有分量的新成果。

    除了上述具有民族志研究性质的论著以外，在大量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著作专门探讨或是涉及到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状况，其中包含一些民族志的内容。这些著作主要分为几大类：

    1、中国少数民族史，包括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如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八卷本）、李德洙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王永强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图典》，等等。

    2、各少数民族（含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族别史，包括简史、专门史、部分少数民族通史。这类论著数量很多，不胜枚举。仅以壮族为例，就出版了《壮族简史》、《壮族通史》、《壮族历史与文化》、《壮族稻作史》、《壮族干栏文化》、《壮族文化史》、《壮族图腾考》、《壮族歌墟研究》等等，内容涉及壮族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又如文化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壮族、侗族等十余个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史专著。

    3、地区民族史，包括地区民族通史、专门史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著作。如尤中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和《云南民族史》、吴永章的《中南民族关系史》和《湖北民族史》、祁庆富的《西南夷》、侯绍庄等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游俊等的《湖南少数民族史》、陈国强等的《台湾少数民族》、胡绍华的《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等等。在一些专题研究的论著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古代民族志内容。如沈海梅的《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利用大量的云南地方史籍，通过对明清时期云南各民族妇女生计，生活中的农耕、牧养、纺织等状况，婚恋习俗，家庭、婚姻，年节娱乐活动，服饰、饮食等物质生活的描述，勾勒出这一时期云南各民族妇女生活的历史画卷。

    4、少数民族风俗志、文化志、风情录，一些地区的风物志也有少数民族的内容。这类出版物也很多，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丛书，目前已基本出版。

    5、中国古代社会史丛书、中华风俗史丛书和各种生活史著作等。其中包括有少数民族的内容，有些朝代的社会史或生活史则以少数民族为主。

    相对于各类专著，最近十余年大陆学术界发表的有关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论文范围较广，其中一些包含有古代民族志研究的内容，它们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的研究，内容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间法律等等。由于这是中国民族史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因此发表的论文数量十分庞大，仅以关于清代的论文为例，即有姚金泉《明清统治者对湘黔边苗民的政策及其影响》、徐晓光《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义》、吕养正《清代苗官制对苗族神判权威性合成之影响》、方慧《试论清代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新特点》、李云飞《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考察》、陈国强等《清朝对高山族教化政策述评》、曾国良《“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石弈龙《郁永河笔下的台湾土著社会》、管彦波《唐初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等等。

    二是有关经济活动的研究，内容涉及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经济交往、经济开发等等。如崔景明等《元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外经济交往》、陈俊《论明清时期大理白族经济生活的变迁》、方慧《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方慧等《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方素梅《清代壮族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分析》、柏喜贵《清代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吴旭《论清代鄂西土家族食物获取方式的变迁》、王明东《清代彝族地区土地买卖、典当和租佃分析》、高志英等《1910年以前独龙族社会经济文化略论》、李英铨《清政府对高山族地区的开发》、谢冰《清代高山族的贸易活动》，等等。

    三是有关社会生活的研究，内容涉及家庭、婚姻、丧葬、社交、礼仪、风俗、节庆、服饰、村落、交通等等。如李平凡《贵州彝族古代妇女的婚姻家庭》、黄志辉《瑶族〈过山榜〉中的婚姻文化》、陈文华《“断发文身”——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俗及其标志》、陈伟明《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活动与民俗文化》及《古代华南少数民族的居住民俗文化》、管彦波《西南交通古道考》和《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及《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多维属性》、张瑛《先秦及秦汉时期彝族先民服饰文化地理研究》、张文元《从文献资料看西南火节的内涵和外延》、杨师群《宋代南方少数民族的婚俗》、肖迎《元明清时期怒江地区民族社会生活概说》、杨艺《元明清时期白族风俗探析》、杜若《元明之际金齿百夷服饰、礼俗、发式的变革》、杨载田等《从徐霞客游记看西南民族地区“衣食住行”民俗》、陈伟明《生态社会与衣饰文化——以明清南方少数民族为典型》、陈友康《明清云南游记与民俗》、朱圣钟等《明清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张瑛《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彝族服饰文化地理研究》、陈伟明《明清时期岭南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与《明清台湾高山族衣饰文化功能与特色》及《明清台湾高山族的居住民俗文化》和《明清台湾高山族的婚俗文化》、方素梅《清及民国壮族社会风俗变迁述论》，等等。

    四是有关文化的研究，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变迁、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等等。如方慧《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文化》、毛佑全《明清以来汉文化对哈尼族文化的影响》和《明清以来哈尼族对汉文化的吸收》、李汉林《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方素梅《汉文化与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诸种外部因素探讨之三》，等等。

    在港台地区，近几十年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志研究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学者胡耐安出版了《中国民族志》和《边疆民族志》两本著作。1995年，台湾国史馆编印出版了《中华民国民族志》（初稿），这是一本现代民族志，主要叙述民国以来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状况，内容包括历史渊源、人口与分布、体质特征、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丧礼仪等等，其中一些地方也略微追溯到古代。该书是台湾“中华民国史志书”丛书的一本，内容仍显单薄。从出版和发表的论著来看，台湾学者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台湾原住民，如温吉编译了《台湾番政志》、潘英出版了《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源流》等等，有关台湾原住民的现代民族志著作，数量也很多。

    除了上述论著以外，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马大正等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汝珩及马大正的《清代边疆政策》、马汝珩等的《清代边疆开发》，以及台湾学者胡耐安的《边政通论》、周昆田的《边境政策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中含括有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内容。

    总观以上概述，可以看出近几十年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南方民族的研究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在专门研究方面依然做得不够。虽然中国自古即有民族学的传统，民族志撰述历久不衰，20世纪以来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志研究法，但学术界对于古代民族志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部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进行系统、综合撰述的民族志出版，尤其是专门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和记录的志书，目前还没有出现。

    比较早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游历考察的外国人，当为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他在侨居中国的17年间（1275~1291），曾奉元帝忽必烈之命，到过中国南方和缅甸，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相关的记载。不过外国学者真正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为对象展开学术研究，应当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其中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欧美的学者、探险家、传教士等便陆续进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和探险等活动。其中英国人丁格尔清末由上海到缅甸，沿途对中国南方的汉族、苗族、彝族、白族作了观察，其后写出《丁格尔步行中国记》；戴维斯（H•R•Davies）清末多次到过云南，著有《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克拉克在云南调查后，写成了《在中国西南诸部落中》。在这些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南方民族的描述。

    不过，欧美学者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展开研究，也是从20世纪以后才开始的。法国的J•巴克（J•Bacot）曾于20世纪初多次赴西藏、云南、四川等地考察，对藏族和纳西族进行了研究。他于1913年出版的《么些研究》是西方世界中第一部全面研究纳西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第一章内容为纳西族历史发展及民族志，主要叙述了作者于1907年至1909年间自打箭炉到丽江纳西族地区作田野调查时的所见所闻，并全面论述了纳西族东巴教的内容与仪式及其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该书有72幅图版，收录了纳西族的民居、街市、服饰、村寨布局、寺院、僧侣、经书及其他生产生活情况的图片。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于1921年至1949年长期居留云南省的丽江，潜心研究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在他出版的十余种有关东巴文化的论著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纳西族的宗教、文化、风俗、社会生活和历史，如《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中国西南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献给中国边疆纳西人的萨满教》、《纳西人的祭天仪式》、《纳西文献中的洪水故事》，等等。洛克研究东巴文化的成果影响很大，他因此被誉为“纳西学研究之父”。德国人史图博(H•Stübel) 1931年和1932年对海南岛黎族和其他民族进行了两次短期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德文本的《海南岛民族志》，书中对黎族5个支系中的4个支系的有关体质人类学、物质文化、经济活动、宗教、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较详细的材料，是关于那个时代黎族的宝贵记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的越来越多，如研究苗族的美国学者路易莎（Louisa Schein）、研究苗族和瑶族的法国学者李穆安（J•Lemoine）、研究壮族的美国学者白荷婷，等等。这些学者采用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但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些民族20世纪以来的状况，对古代社会很少涉及。

    日本学者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最早是从台湾开始的。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台湾沦陷，日本政府为了实施对台湾各民族的殖民统治，联合研究人员对台湾原住民社会与文化开展了有组织的调查研究。如1900年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进行了盛大规模的台湾原住民的详细的实地调查，相继出版了《台湾蕃族惯习研究》（8册）、《台湾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8册）等，台湾总督府也出版了《高砂族调查书》（6卷）等报告。

    在日本早期的台湾原住民研究中，鸟居龙藏、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是三位开拓者。鸟居龙藏在1896~1900年间，4次到台湾对当地的原住民进行调查，撰写了论文40余篇、专著2本，摄影照片650幅，其中《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1902）一书，可以说是日本学者民族志研究的最早的研究成果。他的兴趣偏向于概说、体质、考古、语言和物质文化的调查研究，很少触及社会，对于历史涉猎的也很少。伊能嘉矩研究的范围则非常广，从考古遗物等的具体的物质文化到社会组织、宗教等都有涉及。由于他具有中国国学的素养，所以能把人类学的资料和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他发表的论著很多，其中近百篇是研究台湾原住民的论文，还出版了《台湾蕃政志》（1904年）、《理蕃志稿》（1912）和《台湾文化志》（1928）等著作。森丑之助曾经是鸟居龙藏在台湾进行调查时的助手，后来在台湾居住了30年。他受到鸟居的影响而开始吸收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台湾原住民的宗教、社会和语言使用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他的《蕃地及蕃人》对于地方史、行政制度的变迁、民族性、家族、宗族等进行了归纳整理，可以说是基于实际观察的一种民族志。他的《台湾蕃族图谱》（1918年）收集了200多幅20世纪初拍摄的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照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研究台湾原住民民族志的论著，还有铃木质的《台湾蕃人风俗志》。该书对20世纪30年代台湾原住民的风俗进行了深刻全面的描述，从原住民的精神、各种族的特征、风俗习惯、猎首行动、宗教与性情、迷信、语言计数及文字性的记录、狩猎与枪械、身体装饰、年中活动、技艺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分析，是了解原住民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此外，冈松参太郎编著的《台湾蕃族惯习研究》（1921）、古野清人的《高砂族的祭仪生活》（1945年）、鹿野忠雄的《雅美族图解民族志》（1945）等也是重要的成果。

    对于中国南方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日本学者从20世纪初期也开始进行了调查研究。1902—1903年，鸟居龙藏对中国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苗、布依、彝、瑶等民族进行了调查，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先后发表论文18篇、专著2本，摄影的照片达200余幅。其中《苗族调查报告》（汉文版由国立编译馆译，商务出版社1936年印行）对西方文献中关于苗族、包括东南亚大陆国家的苗族的记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并对贵州、云南等地苗族的族称、地理分布、神话、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进行了研究，同时附有90张照片及详细说明。1939年2月，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海南岛，并将之作为南进的战略基地。为了解海南岛各民族的社会状况，日本政府同样派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考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42年至1944年海南海军特务政务局第一调查室编印的有关黎族及其环境的系列调查报告，如《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海南岛黎族的经济组织》、《海南岛黎族的人类学调查》，等等。1947年，松崎寿和出版了《苗族与彝族：中国西南民族志》一书，该书对中国西南的苗族、彝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述，是当时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最系统的民族志。

    20世纪50 年代以后，中日之间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日本的一些学者仍然坚持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其中村松一弥在信息非常封闭的情况下，尽力收集资料，经过精心编排，对中国54个少数民族（当时基诺族还没有被确定为单一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进行了描述，编著成《中国少数民族：其历史、文化及现状》（1973年）一书，被誉为“综合民族志”。而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研究领域中，白鸟芳郎是日本研究中国华南少数民族的开山鼻祖，他的博士论文即为《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形成》（1962年）。1979年以前，外国学者很难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调查，白鸟芳郎于是在1967年至1974年间，组织日本学者对泰国北部山地民族进行了三次调查研究，因为在当地居住的“瑶、苗、阿卡、傈僳都是在中国文献中不断出现的中国少数民族”。1978年，作为该项调查研究的最终成果，《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近邻民族》由讲谈社出版，白鸟芳郎也因该书荣获日本昭和五十四年度（1979年）的第十六次“秩父宫纪念学术赏”的殊荣。他还著有《华南文化史研究》（1985年）等论著。与白鸟芳郎同时代的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较为著名的日本学者，还包括研究瑶族的竹村卓二，研究壮族的谷口房男，研究台湾原住民的马渊东一、末成道男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其中周达生的《中国民族志：从云南到戈壁》（1980年）是作者根据1979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时的丰富见闻写成的；铃木正崇的《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1985年）、铃木正崇和金丸良子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1985年）、田久夫和金丸良子的《中国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苗族•侗族》（1989年）及《中国少数民族志：云贵高原的瑶族》（1995年）、佐野贤治的《西南中国纳西族•彝族的民俗文化》（1999）等等，也都是描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著作。此外，冈田宏二的《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1993年）、竹村卓二的《礼仪、民族、境界：华南诸民族“汉化”的诸相》（1994年）和《瑶族历史与文化：对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81年）、国分值一的《祭壶村——台湾民族志》（1981年）和《台湾考古民族志》（1992年）则从历史文化等方面，对上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其中包含不少古代民族志的内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塚田诚之研究壮族的两部力作，其中《壮族社会史研究——以明清时期为中心》（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00年）从明清时期壮族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融合、民族关系等方面入手，对这一时期壮族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壮族文化史研究——以明代以来为中心》（第一书房，2000年）则运用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为依据，对明代以来壮族的衣食住行、年中行事、婚姻等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是一部关于明代以来壮族文化变迁的民族志著作。此外，横山广子、松本光太郎等日本中青年学者，也发表了较多有关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著。

    总观以上概述，可以看出近几十年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南方民族的研究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在专门研究方面依然做得不够。虽然中国自古即有民族学的传统，民族志撰述历久不衰，20世纪以来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民族志研究法，但学术界对于古代民族志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部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进行系统、综合撰述的民族志出版，尤其是专门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和记录的志书，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面貌。然而那些具有民族志意义的论著，几乎都是关于19世纪末以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属于古代民族志的专门研究仍难得一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外国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发表了违背史实的观点和错误的言论，甚至掀起非学术研究倾向的逆流，对中国古民族进行了大量违背史实的研究。日本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古代无国界论”、“中国对东北无主权论”、“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中国论”等等；美国、日本学者倡导的所谓“征服王朝论”；苏联学者发明的所谓“北亚历史世界论”、“文化主权论”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和言论，曾经成为国外侵略政策的依据；现在，则成为制造这些地区民族分裂和对我国领土提出要求的潜在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