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教授与世长辞了。就在先生逝世的前几小时，还以多病羸弱之躯在病榻上处理如何接待外国学者的事宜。谁能料到，他竟去得如此匆遽？使我们这些亲聆謦劾的受业弟子悲痛不已。

少年立志 自强不息

    翁独健教授原名翁贤华，1906年11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坑边村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中。三岁那年，一场小儿麻痹症使他成了一个步履维艰的残废人。他的家庭本不富裕，为延医治病又变卖掉不少家产，差不多已到了托钵告贷的困窘境地。福建是林则徐、严复、林纾的故乡，在近代史上以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著称，但翁独健先生天资并不十分聪颖，加上顽皮好动，因而入学以后，成绩平平。据他后来回忆，是他母亲的谆谆教诲，促使他下了刻苦学习的决心。他母亲虽不知书，但颇达理，看到儿子终日同其他儿童嬉戏，很是担忧，便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说：“你是个残疾人，无法同别人相比，倘不发愤读书，学到本领，便很难自立于世，那时后悔就迟了。”母亲的话在他心里激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朝齑暮盐，奋发淬砺，学业大进。他所在的乡村小学有个有趣的规定：每学期结束时，前三名学生照例发给肉包子作为奖品，第一名最大，二名次之，三名最小。包子本身虽然不足称道，但对于那些笃志嗜学的儿童来说，都把能得到包子当作无尚荣耀。贤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四年级上学期就得了个二号包子。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将这个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包子留在了课桌里，没有拿回去向家人及四邻夸耀，原来他因为未能夺得头名而悔恨。于是他学习更加刻苦，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到融美中学、英华书院，一路领先，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他不但数理化、外文成绩出色，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行文华实并茂，洒脱自如，纚纚如贯珠，很受老师的赏识，至今还有几篇作为范文保留在融美中学里。

    学校放假期间，他几乎都是在二姐丹秋家度过的。二姐夫家姓何，家道殷实，藏书较多，这给了他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的大好机会。在读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后，就在晚间的打谷场上将书中故事讲给人们听。他娴于辞令，讲得绘声绘色，听的人如痴如醉，受到很大感染。在何家藏书中，他还读到一本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书中反复阐述的“物兢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给了他以极强烈的印象，他立志要开拓生活的道路，做一个战胜厄运的强者。

担簦负笈 求学深造

    十八岁那年，他中学还未毕业，父亲以自己有病为由，把他从学校叫了回来。原来，父母为了延续翁家香烟，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女方虽然貌美贤淑，无可訾议，但他当时正潜心读书， 没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雅兴，更不想因此而中辍学业，坚决不肯答应。为此，惹得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父亲暴跳如雷，连连大骂他是“撒旦”，是“魔鬼”，咀咒他“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毫不妥协，扭头又返回学校。那时在中学生中，有不少人寻花问柳，荒废学业，而他却心如枯井，不为所动。高中毕业后，许多人弃文从商，很快便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贾，而他却我行我素，安贫读书，渴望继续求学深造。为了激励自己，他改名为“翁独健”，表示自己尽管只有一只健康的脚，也有振翮翱翔四海的凌云壮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但是好事多磨，由于阮襄羞涩，竟无法凑足路费，不得不去当家庭教师。说来凑巧，他教的不是别人，而是后来也颇负盛名的史学家邵循正教授昆仲。若干年后当他们在北京聚首，重叙往事时，不由得逸兴遄飞，相视而笑。1928年夏，他从福州赁舟北上，由于盘缠无多，只好搭乘运载虾酱的货船先到青岛，然后弃水遵陆，几经周折终于到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名闻全国的高等学府，那里不但校园幽美，湖光塔影，而目藏书丰富，教授云集，陈垣、邓之诚、洪业等史学名家当时都在这里执教。按照校方规定，一年级学生不得享受奖学金，膳食书籍等项费用全部自理，翁独健先生既无家庭支持，也没有亲朋资助，只得勤工俭学，靠拔草等劳动来维持学业。大学二年级时，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没有枵腹之虞，他可以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了。洪业教授曾不无得意地说：“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当时与翁独健先生同住一个宿舍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吴世昌教授。吴先生一目失明，翁先生则左脚颠跛，二人都因学业出类拔萃受到教授们的赏识。著名教授邓嗣禹曾戏谑地送给他俩一幅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对仗工整，寓意深长，一时传为佳话。

    1935年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获得赴美留学奖金，遂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蒙元史。他之所以选择蒙元史进行研究，完全是受了陈垣、洪业等教授的影响。陈垣先生在课堂上说，19世纪以来，就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巴黎，因为那里有几位名噪一时的汉学家；后来日本人又雄心勃勃地声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应该把它抢到北京来。洪业先生则告诉他，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应该予以更多的注意。于是他选择了蒙元史进行研究，他的同学聂崇歧研究宋史，冯家昇研究辽史，后来都卓然成家。各有建树。一个身婴疾病、行走不便的残疾人，怀着为国家民族争气的抱负，渡过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波士顿，这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这真是莘莘士子志，拳拳报国心啊！

    1936年夏，原来同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的邝平樟女士也来美国深造，二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后来终于结为伉俪。现在已经退休的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邝平樟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为了不影响学业，我们虽然鱼雁频传，但却很少见面，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缱绻缠绵，也没有徜徉山水的闲情逸致，甚至为治疗颠跛他在波±顿动大手术时，也没有让我请假陪侍。天道酬勤，1938年翁独健先生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巴黎大学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学习蒙元史。伯希和告诉他，蒙元史是一门国际学问，研究它要懂汉文、蒙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还要掌握诸如英、法、德、俄、日等国语文。他本来已经有了英、法、德、俄、日等语文的深厚功底，于是又在伯希和门下系统学习了波斯、阿拉伯、土耳其文等文种知识。在努力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又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重视对音规律和名物制度渊源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很注意吸收。当时，他们夫妇住在拉丁区邻近巴黎大学的一间普通公寓中。号称“花都”的巴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但他们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经常自己动手烧饭吃。他们共同切磋，相互砥砺，在巴黎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四十多年后，当翁独健教授为参加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重抵巴黎时，曾专门造访当年的寓所，在那里抚今追昔，不由得感慨万千。

春风化雨 栽培桃李

    1939年初夏，翁独健夫妇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当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形势紧张，德意英法等国，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们乘坐的轮船经过遍布水雷的地中海，每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乘客们时时都有船毁人亡，葬身鱼腹的危险。同时为了防止飞机轰炸，轮船几乎关闭了所有的灯火，轮船如一叶扁舟，在茫荡无涯的大海中漂流，气氛紧张之极。直到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后，才算解除了死亡的威胁，人们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们乘坐的轮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终于回到了睽违四年的祖国。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虽然江山不殊，风景依旧，但已是满目疮痍了。他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据一位他当年的学生回忆，他在中国大学曾讲授过史学入门、中西交通史、世界史等课程。他首次开讲的是史学入门，由于这门课比较枯燥乏味、加之翁先生新来乍到，学生对他了解不多，因而听者寥寥。但翁独健先生毕竟不同凡响，他那幽默诙谐的谈吐，深入浅出的阐述，形象生动的比喻，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以后每逢他上课时，不但教室里坐无虚席，就是走廊上、窗台上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当时日寇肆虐，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神州陆沉，翁先生讲课不忘爱国，他经常教育学生要“顶天立地做人，勤勤恳恳读书”，并加以解释说，顶天立地做人，就是要做个“站得住”的人，有人格、国格，讲气节的人。在日伪统治下，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中国大学薪金微薄，他全家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尽管如此，他宁肯课余去教家馆，甚至当掉结婚戒指，也不肯去待遇优渥的伪北大任教，表现了一个正直爱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才忝列门墙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公务丛脞，但从未因此而耽误过讲课。他谈锋甚健，又循循善诱，使人如坐春风，如饮醇醪。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十分关心，在学业上却要求很严。有一次我们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唐代和亲政策的论文，涉及了已故的史学家王桐龄先生。当时我们写论文还很幼稚，称王桐龄为“冬烘先生”。翁先生十分生气，用手拍着沙发的扶手说：“王桐龄是我的老师，观点不同，可以商讨，怎么能用这样刻薄的口吻说话!”我们想凭借他的威望，让他写封推荐信发文章，他说，发文章要靠质量，不能靠人情，推荐信终于没有写。前年任崇岳同志与别人合作，写成《漫话后妃》、《河南古代史话》两书，专程来北京请他写序、题签，他欣然命笔，毫不推辞。当我们看着他伏在病榻上艰难地书写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写好书名后，他歉意地说：“我的毛笔字不好，我先打个电话，再写封信，你们去北京师大找启功教授吧，他与我私交甚笃，不会拒绝的。”他奖掖后进，扶植新人，滋兰九畹，乐此不疲。长江浪滚，雏凤声清，人才不断成长，是他最大的心愿，有很多学者就是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才有所成就的。每当有蒙元史的好文章问世，他都认真阅读，击节赞赏，于是他的斗室中就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追求真理 刚正无私

    早在1942年，翁独健教授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并冒着风险保护过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就是由他亲自安排送往解放区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燕京大学任教，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同地下党关系密切，他家常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聚会之处。解放前夕，他在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担任总指挥，在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与吴晗、张奚若等人一样，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波及许多无辜人士，著名作家萧乾、画家黄永玉都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当他们一帆风顺时，门前车水马龙，来访者络绛不绝，一旦“犯了错误”，便门可罗雀，冷落不堪了。翁独健教授不顾非难，步履蹒跚地常去看望他们，使他俩感动不已。“文化大革命”后。他俩的问题都得到了纠正，翁独健教授告诉他大女儿如璧说：“现在你萧叔叔、黄叔叔都成了忙人，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翁先生逝世后，萧乾同志挥泪写成《哭独健》一文，历数他们之间的交往，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故旧之思，溢于言表，使人潸然泪下。

    十年动乱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痞姚文元罗织罪状，借批判《海瑞罢官》围剿吴晗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翁先生仗义执言，拍案而起，怒斥姚文元居心叵测，罗织罪名，陷害功臣，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很多同志为他的直率担心，恐怕他直言贾祸，他却临危不惧，镇静如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发难。在六六年“横扫一切”的所谓红色风暴起来后，翁独健教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同民族所其他几位教授一起，被关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达半年之久。以后，又被赶到河南息县干校，被分配去打扫厕所，有些人迳称他为“厕所所长”。在那浊浪排空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没有对前途丧失过信心。关牛棚期间，一些学者心灰意懒，情绪消沉，打算出去后将书卖掉，再也不搞学术研究了，他却对同关一室的另一位教授说：“我还有信心，我的书一本也不丢!”

    粉碎“四人帮”后，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神州大地更是一派蓬勃生机。翁独健教授以耄耋之年临深履薄，努力工作，于1979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身居陋室 坐拥百城

    北京南池子大街61号，是翁独健教授居住最久的寓所。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都会留下两个深刻印象：一是居室简陋，二是藏书丰富。

    十年浩劫，将原来他居住的一座四合小院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左右厢房，分别搬进四户人家，正屋也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成为他人居室。这座古老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暖气管道等设备都被“文革”革掉了，因而墙壁龟裂，光线阴暗，夏天潮湿，冬季寒冷，称之为陋室，毫不过分。先生身为著名学者，居住条件竟然如此寒酸，使人愤然不平，而先生却不以为意，安之若素。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生活上还是淡泊些好，过分求奢，会影响事业的。先生正是这样，在做学问上孜孜矻矻，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却随遇而安，保持着俭朴风貌。他室中家具，大多是四十年代的旧物，年深日久，油漆都已剥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两把电镀椅，一把落地灯，就算是先生房中多少带点现代化色彩的物品了。与一些名流书房中古董纷陈，鼎鼐生香的情景不同，我们从未在他书房中见过什么讲究的古董文物，只是在书案上陈设着一个小小的巴黎阿菲尔铁塔的模型，一对蒙古铁马镫，一黑一白两尊木雕非洲象，这是先生以往生活历程的纪念物。墙上挂着两张装在镜框中的宋版书页，表明先生是嗜书如命的学者。

    翁独健先生的书房，名副其实是书的天下，一本本书籍满橱盈架，外文的，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的，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或插架，或堆叠，真是琳瑯满目，洋洋大观。由于书房兼作客厅与卧室，面积狭窄，就扩而充之，座头旁、榻底下，案几上、室门后，都被书占据了。这些书都是先生节衣缩食，在国内外多方购置的。他常去琉璃厂书肆购书，和那里不少工作人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有好书到店，便随时通知先生。他庋藏的工具书与参考书，数量既多，质量亦高，如《五体清文鉴》、明刻《元曲选》、影元本《元典章》、《元史语汇集成》、《突厥语大辞典》、初版格鲁赛《草原帝国》、霍渥斯《蒙古史》、《史集》波斯文合校本、《世界征服者史》三卷波斯文本及多种元人文集，都是难得的好书。

    先生爱书成癖，每有新书到手，他必定用灰色牛皮纸精心包好书皮、再用毛笔工整地写好书名。他看书从不划线，也不折书页，因此他的书大多整洁如新。先生记忆力极强，凡读过的书，都如数家珍，非常稔熟，在为我们解难答疑时，能够随手拈出所需要的资料。1985年后，先生辗转床褥，行动维艰，便将各种书报置于病榻，阅读不辍，床头小灯，一直亮到深夜，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成就卓著 誉满学林

    翁独健教授的勤奋精神与严谨学风，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但问耕耘斋”，以表明自己潜心治学，不计功名利禄的志趣。数十年来，他在史学园地中耕耘不辍，最后才姹紫嫣红，卓然有成的。他所致力的蒙元史研究，是一门难度极大的学问，要求学者在专和通方面，横向(地域)与纵问(时代)方面以及语言文字方面，都具有比较广泛深厚的功底。翁独健先生知难而进，在大学读本科时就下定了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决心。

    1932年5月，翁先生提交了他的学士毕业论文——《元田制考》，本文根据元代史乘，从十个方面“详考元代田制之沿革”，是一篇史料翔实之作。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期间，他着重于元代社会史和宗教史研究，1935年完成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本文分上、下两编，考覈精审，鞭辟入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期间，他出入于哈佛汉和图书馆，焚膏继晷，勤奋攻读，运用中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写出了一篇精心覃思，深具功力的学术论文《爱薛传研究》《AI-HSIEH：A STUDY OF LIFE）(英文，约十万字，1938年)，该文广征博引中外史料，对爱薛这个十三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徒，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以这篇出色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辨，荣获博士学位。《爱薛传研究》至今还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推崇。回国后，他连续发表《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与《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这些文章论证精确，多有创见，为蒙元史研究中的嚆矢之作。继王国维、陈垣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翁独健先生又与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先生一道，以新的成果推动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我国蒙元史研究园地里，又树立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翁先生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政务繁忙。尽管如此，他仍没有放弃对历史科学的研究与组织工作，尤其是七十年代初由他负责点校《元史》，殚精竭虑，贡献尤著。在二十四史中，《元史》错舛讹误之处极多，向为史学家所诟病，而校勘此书难度又极大，很多学者不敢问津。翁独健教授毅然领导几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点校二百七十万字的《元史》任务。几年之内，历经寒暑，做了大量钩沉发微，补苴罅漏的工作，校勘出书中讹误千余处，为学术界提供了目前《元史》的最好版本，实在是一件嘉惠学林、功德无量的盛事!为校勘《元史》，翁独健先生耗尽心血，真是“一字之订千滴汗”啊!

    粉碎“四人帮”后，翁独健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仍壮心不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几年来，他组织了对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翻译；主持了拉施特《史集》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汉译校订；负责编写《蒙古族筒史》、编辑《全元诗》与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并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与《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卷。正当他努力工作之时，不幸积劳成疾，身染沉疴，直至因心脏病猝发而赉志逝世，享年八十岁。

    哲人虽逝，风范长存。“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愿借范仲淹这几句话作为对老师的缅怀和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