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池子大街路西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着十几户人家。我国著名的蒙古史专家翁独健同志就住在这里。

    一天傍晚，我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翁独健同志。当我迈进他的家门，首先映入限帘的是堆放在桌子、椅子和地上的一堆堆书籍。学者的家里有书，不足为奇，然而，像这间屋里横七竖八的放书法，在我还是生平笫一次见到，因为房子太窄小了。

    翁独健笑着对记者说：“你们报上发了我入党的消息，对我是鞭策啊!”

    翁独健同志今年73岁。他早年曾留学美国、法国。回国后在大学任教。解放前，他就为我地下党组织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58年，他担任了十年的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此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主要是以蒙古史为中心。

    去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翁独健同志当选为理事长。谈起这件事的时候，翁独健兴奋地说：“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我们在蒙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里程碑。”说着，他双手撑着桌角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走近一个半米多高的书堆，从最低层抽出一大本书递给我：“你看吧，这是成立大会的纪念集刊，汇集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刚刚在满洲里结束的理事会年会和学术讨论会，又发表了一批论文。不过，我们对蒙古史的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13至14世纪蒙古族的兴起与强盛，几乎对亚欧大陆所有国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蒙古史的研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史料整理、专题研究、综合编写诸方面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急起力追，赶上和超过他们，完全是可能的。”

    “我们不是有一部明初编的《元史》了吗?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力量，准备编写新的蒙 古史呢?”

    翁独健同志听了我的问话，说道：“《元史》是一部被学术界认为成书草率、舛错百出的史书；但是作为原始资料，它是不可取代的。走改写《元史》的路是不通的。给《元史》做集注也有问题，假使我们把今天知道的《元史》以外的材料都注到《元史》中去，不是喧宾夺主了吗?1971年，我从干校回来，参加主持了校点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工作。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完成了校勘和标点的工作。不过，我们只校勘了文字上的错误，史实上的校订只好留待以后再做了。”

    翁独健的严谨学风，是人所共知的。《元史》除汉语外，还涉及到古蒙古语、古藏语、突厥语、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为了做好《元史》的校点工作，除了版本对校之外，还查阅了二百多种有关的史书，从《经世大典》残卷、《元典章》到元人的文集、笔记；从方志、石刻到有关记载元史的少数民族资料和外国史料，几乎无不涉猎。真可谓为“一字之订千颗汗”。

    同翁独健同志告辞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马上又要到承德去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不去不行。他说近来会议看来多了一些，有必要加以精简，提高质量，把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去。他希望对研究人员都要给予时间保证。他风趣地对我说：“欢迎你再来！你一进院门就可以看到我在家，我是无法挡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