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生。福建人。民族史学家、历史学家。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在法国巴
黎大学深造。历任云南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长、中国蒙古学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民誉会长。

主要著述：

　　在元史研究上有开创性贡献。

　　点校《元史》、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蒙古族简史》、《苏联历史纲》、论著有《蒙古族简史》、《新元史》、《爱薜传研究》（英文）、翻译有《蒙古社会制度史》。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萧乾的朋友固然多，真正算得上知己的，屈指可数，翁独健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萧乾是1929年秋天在燕京大学校园未明湖畔结识翁独健先生的。那时萧乾是燕大国文专修班的学生，翁独健在该校历史系读二年级。一般人倘若有生理上的缺陷，最忌讳旁人注意到这一点。翁独健不但出身贫寒，还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左足不良于行。他却积极地面对人生，起名儿“独健”。他确实做出了有着两健全的腿的正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翁先生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长等职，把最好的年华消耗在行政工作上。然而，在燕大关键性的最后几年，亏得有他这么个德高望重、口碑极好的民主人士，不知帮助了多少高级知识分子。这里我只举陆志韦（1894-1970）做例子。燕京大学有33年的历史，陆志韦执教和主持校务长达25年之久。燕大人才济济，陆先生功莫大焉。在1952年后的政治运动中，陆志韦校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一次燕大开批判会，他急得要撞墙，被翁独健先生一把抱住了。陆先生最终还是被迫害至死。但翁先生这一抱，总算是使陆先生延长了18年寿命。

　　1954年5月我和萧乾在东总面胡同46号作家协会宿舍里安家。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萧乾带着我和尚在幼儿园大班的铁柱去南池子，拜访翁独健一家人。那是一座舒适整洁的四合院，更吸引我的，是翁独健夫人邝平章嫂，以及膝下的四位聪明活泼漂亮的千金。尽管住在中式房屋里，她们个个都有点“洋”，也许是由于翁独健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法国巴黎，又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关系。他和邝平章是在美国结识的，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几十年如一日地教书，我甚至觉得他们的长女如璧这个名字可能是Ruby一名的谐音。那一年，如璧才十四岁，是师大女附中的高材生。她身材苗条，到外地去参加花样溜冰比赛，刚刚回来。老二如琳也已考入女附中，老三如兰还在小学。最调皮的是老四如琏，见了我就喊“新娘子”。我梳着双辫，穿的朴朴素素，丝毫没有新妇模样。准是她的父母谈我们的事来着。给五岁半的她听见了。随后，三个姐姐拥着铁柱到厢房去玩，那天萧乾照了不少照片，可惜均焚毁于文革。70岁以前，萧乾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没少往翁家跑。我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得照顾一对子女。1957年，萧乾成为“贱民”搬出“大酱园子”，次年发配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只给了我们一间平房，仅够堆家具的。1961年初，我获悉他将被调回，就把那间平房换成五条牛圈的三间东屋。6月，萧乾果然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翻译《汤姆·琼斯》。1962年，我们自购了五间南屋、一间小西屋，安顿好后，首先告知翁独健。

　　这时我们才晓得，1957年他死活也不肯上台或写文章批斗萧乾。也只有像他这样名重一时的高级民主人士才能顶住压力。实际上，他还是冒了风险的。翁教授热爱祖国，思想进步，耿直不阿，颇孚众望，自抗日战争年代，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保持联系，支持并协助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又让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在自己的家开会，进行秘密活动。丁磐石口述、陈远采写的《见证燕大在成都的岁月》(《新京报》2005年7月27日)中提到，1947年毛主席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讲话，丁磐石就是在翁教授家中收听的。丁磐石临离开燕园，奔向解放区前，向翁教授告辞。教授说：“如果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

　　翁教授一身浩然之气，在文革中抵制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1970年竟然也被赶到干校去劳动，幸而次年就调回来，在中华书局负责点校《元史》。文革期间，我们自购的房子被占，我于1973年7月回京后，以办公室为家。萧乾则和小儿子住在仅八米的“门洞”里。1976年4月3日，我下班后到“门洞”来，替萧乾誊清他为审书组写的报告。六点来钟，翁教授突然推门而入。从他住的南池子到我们家(北新桥以南)要换两次车，他又有腿疾，我着实过意不去。我对他说：“萧乾到张淑仪(燕京时代的校友)家吃午饭去了，按说早该回来了，您坐会儿吧。”

　　翁老对时局忧心如焚，沉痛地说：“最近几天，老四天天到天安门去哭。一哭总理，二哭自己，三哭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