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翁先生的遗像，我作为他的学生，心情十分沉重和悲痛，思绪极为复杂和混沌。在这种多样情感交织的心理状态下，资质愚钝的头脑有时却出现异常的灵光。对翁先生过去八年来的认识，似乎今天才真正思悟出它们的价值。

    翁先生作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老一代历史学家，在他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生涯中，为中国蒙元史和民族史研究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晚年着力注重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更显示了他对中国民族史研究发展的战略构思和炉火纯青的史学造诣。 在当研究生期间，周清澍师曾多次建议我研读翁先生早年的几篇著述，并根据我当时的科研能力，要求我特别注意翁先生论著的选题、方法、材料使用，分析文章结构和文字表达。我曾象小学生读范文一样，认真读过当时能找到的两篇文章，因当时复印条件尚不具备，我曾全文抄录了其中的一篇。翁先生对蒙元史中一些疑难词汇的集释，不仅对我的学习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而且也为我建立治学作风提供了楷模。这些著述，虽然多是几十年前的成果，但那简洁凝练的文字，丰富广博的材料，精辟严谨的论述，鲜明独到的见解，丝毫没有因时过境迁而失色分毫。随着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的发展，翁先生治学严谨的学风特点为更多的同人和后学所推崇敬仲；翁先生精深论著的学术价值为更多的同人和后学所赞誉引证。翁先生的学术思想成果丰厚无比，也正因为如此，翁先生在蒙元史和中国民族史学界的声望和影响，以及他深受国内外同人后学的崇敬，能够经久不衰，蒸蒸日上，这是侪辈后人愧望莫及的。

    翁先生是史学大家，解放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和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凡与翁先生共过事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因此而感到拘谨。翁先生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身教甚于言教的优良作风，不仅为其桃李门墙感受至深；也为凡与翁先生接触过的人所交口称颂。

    翁先生十分健谈，这是公认的。翁先生知识渊博、才思敏捷，但他从不炫耀或使谈话出现不平等的局面。对青年人，翁先生的慈祥和耐心以及温和的指点，让人感到长者对晚辈的关切和理解。在我和翁先生的几次长谈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希望，他不仅仅谈业务，他询问我的家庭、生活、孩子……。在这种题目广泛，亲切随和的谈话中，我不但受益匪浅，而且也点点滴滴地增加了对翁先生的了解，我担任所里的工作后曾与翁先生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当时虽久卧病榻，精力不足，但仍两次制止了我因担心影响他休息而准备起座的举动。他鼓励我，信任我，这种来自这样一位博学长者的支持，使我在那种身轻位重的矛盾心理下，取得了思想上的平衡。当然，翁先生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即在当前的改革形势下民族研究所应该干什么?!翁先生去了，这句话是他生前提出的一个带有恨本性的问题，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地阐发他的思想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不是对我一个人提出的，而是对每一个关心民族研究事业发展的人提出的，它是翁先生的遗志，也是我们每一个奋斗在民族研究各学科领域的生者应该思索、实践的大问题。问题是简单的，但绝不抽象。其含意之深，内容之广，涉及我们每一个人对民族研究发展方向的考虑，无论它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无论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翁先生在与人们接触时，极少谈及自己。尤其少谈他克服残疾困难漂洋过海求学的奋斗经历。当然这绝无避讳之意，而是翁先生并不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进努力为满足，所以他从不以此来激励后人。作为学生，从翁先生那里听到的教诲，包含了很多对他人的赞扬和评价。他鼓励学生摒弃门户之见，摆脱师承观念，倡导后学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从不用既定的模式或他人成功的蹊径限制学生。因此，他也从不以自己的成就作为学生进取的目标。但是，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风特点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是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的，所以它们是有生命力的，是值得后学继承的。不过，对于翁先生的学生来说，未能详尽地了解翁先生的学术生涯细节，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无穷的事情。

    翁先生早年的书斋题名为“但问耕耘”，过去对此只有字面上的浅薄认识。现在想来，平平四字，其寓意之深是难以估量的。翁先生并非“不计收获”，他几十年辛勤耕耘的收获可谓硕果累累。他的耕耘在这三十多年来主要反映在育人方面。现今我国蒙元史和民族史学界的一大批中年骨干和后学人才的成长，倾注了翁先生的大量心血。他辛勤育人的汗水，渗透在多少人学术成果的字里行间啊!我初到民族所时在历史室工作，第一次与翁先生谈工作安排时，我很犹豫地谈起蒙元时期的高丽问题，这方面虽然材料不少，但过去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国内几乎无人问津。翁先生谈到：我们现在搞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但不能忽视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我支持你搞这个课题，思想要放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年青人不要顾虑重重，翁先生的一席话打消了我的顾虑，特别是他最后补充的一句话，更使我终身难忘。他说：这种涉外的历史文章不要怕无处发表，只要你搞得好，我来帮助推荐。文章写了，我不敢说基本上算“搞得好”，不过在所里征集为庆祝翁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和八十寿辰的纪念论文时，我的《金元之际的蒙古与高丽》一文中选了。我很感谢历史室的编辑同志，不是感谢他们选了我的文章，是感谢他们能够为我提供这样一个表达学生对师长敬意的机会，特别是这一课题的选择曾得到翁先生那样的支持和关心，它的中选也似更有意义，现在翁先生去了，我在悲痛之际，那种感激的心情也更加深切莫名。

    在翁先生去世前不久，我曾去看望他。当时他已失去了自己坐的能力，我帮他困难地起床穿衣，扶坐在轮椅上，在我用电动按摩器为他周身关节按摩时，房间里只有按摩器发出的轻微“嗡嗡”声。我希望打破这种宁静，这种老师与学生之间少有的宁静。可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深深感到了翁先生的身体虚弱。不知过了多久，翁先生缓慢而关切地对我说：“你该回去照看孩子了吧，时间不早了”。从翁先生的眼中不难看出，他需要有人在身边陪着，特别需要有所里即他的工作领域中的同事在身边，因为他始终在关心着工作，关心着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我很惭愧自己不能在工作方面向翁先生作更多的有新内容的汇报，很惭愧自己不能在业务上向翁先生谈新的设想或取得的进步。我继续移动着按摩器，在那种沉默的机械运动中，我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力能够通过手中的按摩器输入翁先生的身体。这是我和翁先生最后一次单独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光，其后虽见过两次，但都是来去匆匆或参加翁先生主持《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编写组的会议。翁先生弥留之际，我不在身边。近一年多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动，事情多了，我去看望翁先生的次数也少了，翁先生去了，我过去那种因工作忙而原谅自己的心情却变成隐隐作痛的内疚，尽管翁先生从未指使他的学生为自己服务，可作为学生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吗，在这一点上我是应该自责的。

    人死不能复生，翁先生的去世是我国蒙元史和民族史研究事业的重大损失，这种损失的后果现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弥补和缩小这种损失是生者的任务。是九泉之下翁先生英灵的希望。翁先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他的学风特点、学术思想需要我们继承发扬；他的做人宗旨、高贵品质需要我们学习汲取。对翁先生的最好怀念，莫过于继承他的遗志，努力不懈地推进蒙元史和整个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这一点，对于每一个怀念翁先生的人来说无疑都是一致的，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