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28日，著名老一辈民族史、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因心脏病猝发，医治无效，不幸谢世。作为受业门人，我们为失去尊敬的导师，不胜悲悼。
一
翁独健先生原名翁贤华，福建省福清县坑边村人，生于1906年11月28日。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三岁那年，又因患小儿麻痺症成了一个步履维艰的残疾人。贫困的生活，疾病的折磨，使他从小就饱尝到人世的艰辛。先生的母亲是位虽不知书，但颇达理的农村妇女，对他严格督导，谆谆教诲，告知他作为一个残疾人，只有学业有成，才能自立于人世的道理。他理解母亲的殷殷之心，立志发愤读书，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起，到福清融美中学，再到福州英华书院，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不但数、理、化、史、地、外文等功课出类拔萃，而且擅长作文，备受老师同学赞赏，至今还有几篇做为范文的作文保留在融美中学。
在英华书院读书期间，他坚决拒绝了家里筹办的婚事，心无旁骛，笃志求学。为了表明自己一脚虽跛，也要行万里路的远大抱负，他放弃了原名，为自己另取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名字——翁独健。
1928年高中毕业后，独健先生考取了燕京大学，为了措集赴学的路费，他便在一个姓邵的大户人家教了一个时期家馆，以所得酬金赁舟北上。为节省开支，他是搭乘运载虾酱的货船先到青岛，然后再舍舟登路，来到北京，列名于全国著名学府——燕京大学的学生花名册中。
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先生过得甚是艰难。因为学校规定，自二年级起，学生才有资格享用奖学金，一年级生的生活费用均由本人自理。先生在力学之余，不得不以病残之体，从事拔草等劳作，以挣些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升入二年级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奖金学。没有生活之忧了，他便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业之中，很快成了同学辈中的佼佼者。他的老师洪业教授曾不无得意地对别人说过：“我有一个最好的学生，他就是翁独健”，对他的赏识与器重，由此可见。
在大学一年级时，独健先生就萌发了从事蒙元史研究的想法，其契机是听陈垣教授的一次讲课。当时陈垣教授开设“中国史学评论”，课上谈到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后来日本人雄心勃勃地声称要将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应该将汉学研究中心抢回北京来。后来洪业教授又告诉他，辽金元史是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术界对此相当重视，我们也应有人从事这项研究。在陈垣，洪业等人影响下，他决定选择蒙元史研究作为毕生从事的事业。
1935年夏，他以学业优异获得赴美留学奖金，于是远渡重洋，入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部学习。他勤奋攻读，一心要为国家民族争气。1938年荣获博士学位后，离开美国，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他从师于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系统学习了审音勘同之学。1939年欧战爆发前夕，他离法归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北平，独健先生坚持民族气节，经常以各种方式教育学生不忘爱国。抗战结束后，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在蓬勃发展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运动中，独健先生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支持与保护进步学生。解放前夕，他在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挥部任总指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上，先生与吴晗、张奚若等学者一样，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
全国解放后，独健先生曾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在彭真等同志的关怀与鼓励下，又出任了第一任北京市教育局长。以后，又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系主任、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为组织科研与培育人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出重大贡献。
1966年初，文痞姚文元罗织罪状，借批判《海瑞罢官》围剿吴哈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先生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斥责姚文元居心叵测陷害功臣，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形势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很多同志都为他如此直率而担心，他却坦然自若，镇静如常。十年动乱开始后，他受到了种种迫害与冲击。在所谓“红色风暴”中，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抄家封门，关在牛棚达半年之久。1970年，年逾花甲、身有残疾的独健先生又被赶到河南息县干校，强迫接受“再教育”，身心受到很大损害。
粉碎“四人帮”后，大地回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更是一派生机。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候，独健先生实现了他多年夙愿，于197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精神愈加振奋，不顾年高体衰，竭尽全力地工作，为繁荣学术研究，培育史学人才，贡献出所有力量。他与一些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史学会、蒙古史学会与元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培养了几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他还组织了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的翻译；主持拉拖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这两部波斯史籍的译校并亲自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他又领导编写了《蒙古族简史》，及编辑《全元诗》与翻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等项目工作；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与《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先生多次赴国外讲学，加强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与联系。正当先生奋勉劳作之际，不幸病魔袭来，终以心肌梗塞，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
二
翁独健先生将他毕生精力贡献给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将自己书房名为“但问耕耘斋”，借以表达潜心治学，不求名利的心志。先生史学精微，多有建树，而对蒙元史着力尤著，有很精深的造诣，是饮誉海内外的蒙元史专家。他生前在谈及自己治学方法时，曾诙谐地说过：“我是中西药都吃的人”，意思是说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囿于成见，而是将中国考据学的朴实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善于吸收他人长处，又不为外国学者之说所局限。先生见识广博，触类旁通，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多有创获，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下面，我们不揣谫陋，试将先生一些著作略加评述，庶几可见先生治学的风格。
先生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学士毕业论文《元田制考》，作于1932年，这篇论文从民田、牧地、限田、官田、赐田、职田、学田、寺田、屯田、田数等十个方面，“详考元代田制之沿革”，从而得出结论“元代田制，皆沿前代之旧，无根本创革也”。本文取材，主要是《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元代史书，史料翔实，论证确切，简明扼要，要言不烦，但总的来看，还没有超出自乾嘉以来的传统治学方法。
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系期间，主要致力于元代社会史宗教史研究。1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与本科毕业论文相比，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明显进了一步。本文分为上、下二编，上编曰述，下编曰考，重点在下编，篇幅占全文七分之六。“以问题为单位，搜集所有有关系的材料加以编比考证，目的在求正确详尽”。本文搜集材料相当广泛，于《元史》等中国史乘外，并征引了多桑《蒙古史》等多种外文材料，系统全面地对元代管领各宗教的机构进行考述，并对中西学者的疏漏错误之处进行纠正，例如多桑《蒙古史》将本是迦叶弥儿僧人的那摩，误作西藏的喇嘛。《元史新编》与《蒙兀儿史记》将那摩与海云混为一人，实际乃二人，行宣政院这个机构实际在至元28年便已成立了，《元史》和《新元史》的百官志都只从顺帝朝说起。都功德使司的职掌只是朝廷每年修设的佛事，《元史?世祖纪》把它误作与总制院的职掌完全一样。此外，还有许多错讹乖误之处，本文中都一一加以爬梳釐正。他在这篇论文中将中西史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考察，对证材料，圆满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成就超越前入，是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力作。
《爱薛传研究》(A1-HS1FH：A STUDY OF LIFE)(约十万字，英文，1938)这篇博士论文可称是独健先生代表作。拂林人爱薛，是元代中外交流与宗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元朝备受信任而居于很高的政治地位，是“13世纪下半叶蒙古汗庭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基督教徒”。对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中外史学家邵远平、钱大昕、魏源、屠寄、柯劭忞、陈垣、张星烺等及伯勒什奈德、德维里亚、伯希和、沙海昂、莫尔等人都有所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或不够深入，或有所乖误，只有伯希和做出些有价值的结论，然而他没有能利用一件重要史料即程钷夫《雪楼集》中的《拂林忠献王神道碑》，这是不足之处。独健先生在考察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所有有关爱薛的史料汇集起来，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勘，对照研究，做了大量订误与勘同的工作。本文引用中外史料32种，参考文献12种，材料丰赡，核订确切，思考精深，见解独到。这篇深具功力的论著，至今还受到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人士的推重。
独健先生学成归国后，在40年代连续发表有关蒙元史研究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与韩儒林、邵循正等同辈学者一道，以其研究成果推动蒙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发表于1940年，这是先生在国外期间对爱薛研究的继续。这篇文章，运用中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比勘对证，严密考订，指出两书爱薛传的疏谬近十处之多。这篇文章的问世，当时无疑为元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我国学术研究是一个新贡献。
同年发表的《斡脱杂考》，从五个方面对散见于元代史乘中用法歧异的“斡脱”一词，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诠释，指出了这一词汇的各种含义与语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已成定谳。
《元典章译语集释》，写成于1946年。这篇文章就《元典章》所载的许多从蒙古语硬译的元代口语，逐一考释其语源与意义，多有创获，为学人利用《元典章》这部重要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先生写此文用力甚勤，正如他在文中所述：“……每遇音译语词，辄迻录别纸，且为寻绎语源意义，积日既久，粗有所获。”
《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篡》发表于1948年，这是先生对蒙元法律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晶。这篇论文以时代先后为序，对蒙古法典的源流与形成，元世祖时期法典的篡修与颁行，对《大元通制》、《元典章》、《经世大典》中的宪典以及元末时法典的编订，都详加阐述。先生在这篇论文中还对“札撒”等蒙古语词，用中外史料进行考释，究源竟委，甚为精辟。
总之，独健先生的学术著述，视野阔，起点高，严谨精粹，持之有据，不愧为蒙元研究领域的嚆矢之作。写作此文之际，我们重览先生遗作，对先生缅怀感佩之情，不禁油然而起！
三
建国以来，独健先生在学术界、教育界历任重要职务，繁忙的社会活动与行政工作，并没有使他放弃历史科学研究与有关组织工作。他不仅对蒙元史，而且对整个民族史研究工作，都作出卓越贡献，他是我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50年代至60年代初，先生为推动民族史研究深入开展，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1956年，他发表《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情况和问题》(载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受到史学界普遍重视，产生积极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双百方针后，先生在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中，与翦伯赞等学者一起，多次组织有关民族史重大课题的学术讨论。当时，他还与韩儒林等教授共同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翻译工作，并亲自翻译了该书的一、二、三章。从1956年起，他分工负责内蒙、东北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指导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并亲自撰写《蒙古族简史》部分章节，审定全书。先生不辞辛劳，往来联络，制定出《蒙古史研究十二年发展规划》，为发展蒙古史研究勾画出一个蓝图。
70年代里，先生负责点校《元史》，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成就。《元史》成书仓促，错讹极多，由于书中涉及大量元代语言及名物制度的难题，学者对校勘此书，多不敢问津，屠寄等人虽做过一些，但不完全。先生领导几名中青年学者，毅然肩负起此重任。他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多种《元史》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校有关史料，特别是元人文集中的史料，同时吸取前人的考订成果。连续几年，历经寒暑，完成了近270万字的《元史》标点，校勘出书中讹误一千余处，为学术界提供出一部迄今最佳《元史》版本，完成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一字之订千滴汗”，先生在领导点校此书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曾参与此事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十年动乱结束后，独健先生已逾古稀之年，他仍是“壮心不已”，为开创我国蒙元史、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不遗余力地工作，他对如何推动民族史、蒙元史研究深入开展，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颇具影响。
1、民族史方面：独健先生在《民族研究》上发表《论中国民族史》一文，从远古至今，将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勾画出一个简明的轮廓，介绍了民族史学的发展，阐述了民族史研究中几个理论性问题。文章明确指出：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中国”一词只是一种地域的文化的概念，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历代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仅仅与汉族王朝划等号，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关于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各民族间互相吸收、互相依存，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与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乃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他并指出，民族矛盾并不全然等于阶级矛盾，在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诸矛盾中，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至于历史上民族之间战争性质问题，他认为应该作为国家的内部矛盾来处理，但要分清战争双方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另外，他对历史上的民族同化与融合，一些兄弟民族的族源问题、各民族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必须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分析、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于有关两个以上民族的事件与人物，都应当以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与评价。必须肯定各兄弟民族在开发和建设祖国特别是辽阔边疆中的伟大功绩，发掘并研究少数民族对于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贡献，用以阐明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必须承认各兄弟民族人民通过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艰苦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另外他也强调在肯定各兄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承认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因为这一民族人数众多和生产方式先进，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于其他民族。
总之，这篇文章针对民族史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看法，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对于发展民族研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2、蒙元史研究方面：1979年，在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独健先生作了题为《加强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二百多年来我国蒙古史和元史的研究过程、成就与经验；介绍了国外蒙元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向；提出了今后的研究任务与努力方向，并强调要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系统整理蒙文、汉文、波斯文史料并进行专题研究，培养人才，组成精干队伍，提高蒙古史研究水平。在1980年元史研究会上，他在讲话中指出：前入改写《元史》的做法和为《元史》作注或补写的主张都过时了，没有意义。应该如同钱大昕的《元史考异》和汪辉祖的《元史本证》那祥，搞史实订误，做更彻底的考证，更全面的订误。因此，他建议将《元史》史实订误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争取用集体力量搞出一部《元史辞典》，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元史》文字及事实的校订工作。他又建议用集体力量，总结国内外元史研究情况和元史专家的成就，编写元史研究史，他还建议进行专题研究，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能解决就是对学术的一个贡献，就有意义。并提出整理《元典章》和《蒙古秘史》、辑佚《元经世大典》、编辑《元碑集成》等许多设想。在《元史论丛》发刊词中，他也强调指出：“培养新生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开拓研究领域，这是进一步开展元史研究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总而言之，独健先生生前所做大量建设性工作，所发表的许多指导性意见，为人们开拓了民族史、蒙元史研究的视野，对发展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虽去，风范永存。独健先生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与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我们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之情景，我们将永志心中；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他那胸怀坦荡、磊落光明、正直无私的高尚人品，将永远放出绚丽的光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