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先生是1986年5月28日去世的，光阴荏苒，转瞬间已十年有余。由于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今天的年轻学子或许对先生的名字感到陌生。但对我们这代曾经亲聆先生教诲的元史及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者来说，先生是永远值得怀念的，我们至今仍感受到先生的影响。

    先生是福建省福清县人，生于1906年11月28日。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时家境贫寒，学习期间不得不兼作劳务，以维持生活和学业。先生身残志坚，毅力过人，终于取得优异成绩。1935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1938年至1939年留学巴黎大学，受业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归国后历任云南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文教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历史研究所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组组长；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先生长于元史、蒙古史、中亚史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早年发表《斡脱杂志》、《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论文，深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中年以后兼任学术单位行政领导职务较多，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规划的制定与研究人才的培育上。先生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在先生的关怀、指导下，从五十年代起，民族所、历史所、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相继形成了几支研究元史、蒙古史、中亚史及后代北方民族史的专业队伍，涌现出一批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

    先生治学严谨，不务空言，反对浮华不实的学风。1983年先生在为《元史论集》写的前言中指出：

    应该提倡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严谨，就是不要急于出文章，宁愿晚一些，多花一些功夫和时间，把问题搞透彻。严谨，就是言之有物，文章出来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原来不知道、不清楚的问题，现在弄清了，这才叫科研成果；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叫凑热闹、混饭吃，这样的文章不如不写。严谨，就是扎扎实实，某个问题前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对，你开宗明义，就讲这个，能写两千字。就不写三千字、五千字。

    现在读来，先生这段话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有了更强的针对性。

    因为提倡严谨，先生特别注重学科的基础建设。经先生规划指导，上述几支队伍也多以学科基础建设为己任，因而编辑、整理和翻译了大量历史资料与国外名著，例如匈奴、柔然史料的辑录，《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的编纂，著名波斯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和俄文蒙古史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翻译，等等。今天我们能够方便地利用这些资料和史籍，饮水思源，应当感谢先生的奠基之功。而且，我们还应该佩服先生的胆识。在五、六十年代，这样大力提倡整理史料、翻译国外史籍，是要冒被批判的危险的；而当时也确实有人给先生扣过“资产阶级专家”的帽子。

    先生豁达大度，待人诚恳，广交游。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先生（1903－1983）以毕生精力治蒙、元及北方民族史，成绩卓著，德高望重，与先生相交甚欢。两位前辈互敬互让，为门下弟子树立了良好榜样，推动了晚辈间的合作。

    先生晚年被推选为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长，并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中亚文化研究联合会副会长。去世前不久，尚在指导几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先生风范，足以垂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