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独健同志


王钟翰
   
 
 

    八十高龄的老学长著名蒙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虽于今夏作古,而迄今已近百日,音容谈吐,历历在目,宛然如昨。一念及此,中心哀痛,有不堪言宣者。

    我之得识独健同志已有五十余年,我们的关系自始至终介乎师友之间。独健同志长我七岁,我们先后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分别从福建和湖南,北上就学于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列于洪(煨莲,铝业)、邓(文如,名之诚)两先生之门。当时我刚考入本科,不过一初学犊子,茫然无知;而独健行将卒业于研究院,学有专长,已卓然成家了。我们经常相遇于两先生之家,独健口含烟斗,与两先生对坐而谈,我则隅坐侍听,自古迄今,兼及中外,滔滔不绝,娓娓动听。独健健谈,应答如流,欿然不自满假,平易可亲。自后独健放洋远游美、法达五年之久,归来仍相聚于燕园之中者二三年。解放后,虽城郊异处,而三十多年来平日过从,迄未中辍。我之受益于独健同志者,既多且深,终身莫忘者矣。

    回忆解放前夕,北平高校师生参加民主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则回国不久,抱残守阙,思想上故步自封,可以说“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当时蒋家王朝的覆没,新中国的诞生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好象与我无关,一无触动似的。独健却对我当头一棒:“解放了!你怎么不参加学习呢?不学习,做学问也是搞不好的。”等到院系调整,我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后,略有一点进步表现时,独健又向我指出:“要好好工作,也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被错划右派后,很少再去翁家,自认为没有学习好马列才栽了筋斗的,似乎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一次在路上,独健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来我家坐坐谈谈呀?”虽寥寥片语,而温暖之情,溢于言表。更出我意外的,他居然还敢向我索取那本当年出版的《清史杂考》,我说:“右派写的书是毒草,见不得人!”他说:“什么是毒草!你那本书还不错嘛!哪有那么多的毒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听说独健同志曾在下放五七干校时,因为我的原故还受过批判。独健同志心胸坦白,为人正直,是非分明,表里一致的高尚情操,使当时身处逆境的我感受更为深切。

    三年困难时期,我远赴沈阳,参加辽宁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了三年。长期旅居美国的洪师母趁老同学黄迪夫妇回国探亲之便,托他们捎来几十元美元,说是给独健和我两人生活补助的。海外谣传,无中生有,把祖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描绘得好象无法活下去似的。独健当黄迪夫妇的面当机立断,婉言谢拒了洪师母的馈遗,并直言不讳地嘱黄氏夫妇转告:“近一二年内,生活是苦了一点。但比起解放前来,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过去那种教授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两袋白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告诉他们国内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受到党和政府的许多照顾。后来我从沈阳回来,独健将此事告诉了我,我完全同意,并深表谢忱。独健同志对馈遗一事的处理,象这样大方得体,我是望尘莫及的。

    从1971年夏季起,中华书局呈报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调集了全国高校中的部分教授专家到书局里参加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历时七八年。独健同志和我曾同在一 个办公窒,两张书桌对面而坐。从早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二点到五点半,整天伏案,孜孜不倦地审校涂乙,很少聊天或出去串门。今偶忆及,亦复引为人生一大乐事,然往哲云亡,后死徒伤。记得有一次,书局中讨论二十四史撰写《出版说明》的问题时,同志中是有不同意见的。独健同志发言主张只写一篇包括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在内的总的出版说明,其他各史就可以不再写,免得重复。后来每一史都各写有一篇代表文革期间带有批判性的出版说明,千篇一律,似乎有些叠床架屋,没太必要了。独健同志是有先见之明的。

    1972年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我们四、五十年前的一位老同学、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印第安纳大学邓嗣禹教授,一天下午忽然打来一电话,告他下榻华侨大厦,亟盼一面。独健和我五点半下班后,急忙步行而往。几十年不见,一见面谈个没完没了。一直谈到共进晚餐,餐后才依依不舍地兴辞而别。谁知过不几天,驻书局里的军宣队代表找我去训斥了一顿,说什么与外国人交往,不请示,不汇报,将来会犯大错误的云云。不久,另一位挚友、美籍华人著名宋史专家普林斯顿大学刘予健教授也回国访问,还独自一人直闯南池子翁宅一次。后来我们约请邓、刘两位老友宴会。宴会前,外交部的一位同志约谈我们,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周总理的指示,九月中发生的林彪事件,也可以对外宾公开谈。”时在这年十月下旬。

    独健同志是1979年秋入党的,入党仪式会上我也荣幸地被邀参加并发了言。当时我心里暗暗渴望着有一天能学习独健同志的好榜样,努力争取,同样被光荣地吸收入党。总算没有辜负独健同志对我的期望,我也在去年九月被吸收入党。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时,他满面笑容,频频点头,他内心的喜悦,一望可想而知。然而像独健同志与我以道义相交,甘苦备尝,数十年如一日的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如今一旦与世长辞,怎么不叫我倍切怀念,深沉哀悼他呢!

1986年8月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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