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活跃着一位广东籍翰林，名梁士诒。他科举起家，书生从政，无书不观，热心兵事，娴于经济，几落几起，官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当时政坛主要人物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张作霖、段祺瑞、乃至蒋介石，均曾对其刮目相看，值得一书。
    一、科举入仕 实业股肱
    梁士诒（1869-1933）祖籍广东三水，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后考中举人）同在本乡、广州、香港读书，后又曾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人结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翌年，赴京会试，落第而归；两年后再应会试，仍不第。南归途中，逗留上海，开始倾力搜罗新书和译本，究治财政、河渠、农业等实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第三次公车赴京，终得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士诒获甲午科二甲第十五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邮传副大臣，署理邮传大臣，当然这是指其在清亡前的官职。
    士诒热心国事，敢作敢为。考中进士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朝野忿忿。他与30余人联名上书，请究李鸿章不备而战之责。翌年，士诒任编修，时清廷鼓励翰林回乡振兴教育，数年后可按业绩授职。士诒告假返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回京，先后入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任协修。庚子之乱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先后入京，士诒离京避乱回粤，仍入凤冈书院主讲，后改书院为学校，成为三水县创立新式学校之第一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6月，为网罗登进新型人才，清廷仿康熙、乾隆时故事，诏开经济特科。士诒在京应试，首场点为一等第一，朝野有“特元”之誉。而慈禧太后自打压戊戌变法后，最恨康梁，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她听信流言，误以其为梁启超之弟，康有为又名祖诒，即所谓“梁头康尾”，一怒之下，推倒重来，士诒落第。然此变故反而使士诒在京师士林中声名大燥。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热衷新政，其志不小，闻士诒精通“时务”，年富力强，即通过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介绍，礼聘其至天津，任北洋总书局总办，《袁世凯兵书》多出其手。翌年秋，清廷委唐绍仪为议藏约全权大臣，绍仪奏调士诒出任参赞协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二人联袂出使印度，经数月努力，与英国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其间，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撰写详细报告，并拟出各种禁烟方案，为促成清廷1906年9月颁布《禁烟谕令》,以及同年11月拟定《禁烟章程》十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久，士诒受任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开始涉足交通领域，在他经营下，强大有力的交通系官员集团逐渐形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10月，清廷增设邮传部，统辖航、路、邮、电各业，并接管商务及督办大臣所管之铁路，派士诒接管铁路。翌年1月，助绍仪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铁路事宜。4月，邮传部设置五路提调处，士诒任提调，主管五铁路，开始大力经营我国近现代交通事业。首先设立交通银行，以期解决此前办铁路须向外国银行借款，分储汇划造成损失的弊端。并改提调处为邮传部铁路总局，专管各路借款与行政，士诒任总局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而后开始发行公债，赎回京汉铁路路权。宣统二年（1910年）2月，士诒对铁路总局进行改组，随即考察黄河桥工，查勘广九铁路全线。在其经营铁路四年多的时间内，境内铁路在五路基础上又增加京奉、广九二线，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三路，使线路扩展十条。其间，对外更改合同以收回主权，对内则扩展线路清理积弊，对我国早期铁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此，以梁士诒为灵魂的交通派系新政官员集团已基本定型。
    三、民国新贵 帝制元凶
    宣统三年（1911年）初，唐绍仪被解职。与士诒已结宿怨的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他排斥异己，奏请撤消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当年10月，武昌事起，清廷风雨飘摇，不得已起用三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出山组阁，士诒时来运转，被起用为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在世凯一石二鸟，近逼清廷逊位，远迫孙文辞职的过程中，士诒参与其间，用心颇力。袁世凯于3月1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士诒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从此成为新朝枢密，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坊间有“二总统”之目。5月，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8月下旬，孙中山进京与袁世凯会晤，前后计13次，探讨中外大事，国计民生，士诒不离左右，三人于实业救国方面，理念相合，言语甚恰。9月，袁世凯任孙中山为铁路督办，全权策划全国铁路建设；而士诒则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铁路建设计划。
    民国初年，新旧交割，政局纷乱，群雄蜂起。士诒为袁世凯倚重，遵其旨意，利用桑梓人脉，先挑拨广东新锐胡汉民与陈炯明关系，使陈拥袁；继而以为父祝寿之名，回粤收买粤籍将领拥袁；遣其胞弟梁士訏赴香港活动，促成广东军变，取消独立，南方反袁军事同盟瓦解，因而在挫败孙中山等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平息南方诸省反袁过程中立下大功。袁世凯踌躇满志，急于做正式大总统，命士诒于九、十月间组织公民党，胁迫国会，选举袁为大总统。此时，财政总长周学熙告假，士诒出任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既掌握中枢大权，又控制交通、财政大权，得“梁财神”之号，交通系进入鼎盛时期。
    然而，袁世凯得陇望蜀，梦想称帝。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翌年又解散国会，熊希龄内阁倒台。5月，又取消国务院，改设国务卿，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士诒颇不理解，表示反对，而被世凯逐出总统府，出任税务处督办，8月，任国内公债局总理。袁世凯玩弄帝王之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士诒在连吃苦头后，悟出“赞成帝制是不要脸，不赞成则是不要头”之情势，转而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成为帝制派中坚。
    洪宪帝制闹剧般草草收场后，世凯于1916年6月病逝。1916年7月，北京政府着手惩治帝制策划操办者。西南方护国军方面原提出一个惩治祸首名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铃、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所谓“七凶”，合称“十三太保”。总理段祺瑞欲息事宁人，力主折衷，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同予以特赦。而大总统黎元洪则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黎、段意见相左。而西南方面坚决要求惩办，为了满足要求，经多次磋商，北京政府于7月14日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8人列为祸首。士诒见大势已去，偕弟士訏逃往香港避难。是年底，执掌交通、财政的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渐成气候，形成新的交通系。
    在避难期间，士诒仍不忘国事，尽力而为。1917年7月1日，张勋等人在北京拥戴清帝溥仪复辟。士诒在香港分别致电唐绍仪、叶恭绰、陆荣廷等，声援讨逆。在得知叶恭绰参与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由交通银行提供资助，便立即致电叶，由津行拔款200万元。同年10月，士诒应邀访问日本，力主和平统一中国，提出“中国提供天然及劳动力，日本提供资本和技术”等主张，并拟订出中日实业合作的详尽计划。
    1918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特赦，对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免予追究。3月，士诒回到北京，6月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长，8月，被选为安福会参议院院长。10月，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段祺瑞辞去总理职务，梁士诒重新活跃于北京政坛。他致力于与西南护法军政府联络，以期南北和平统一，并重新与孙中山建立联系。是年，一战结束，士诒此前策划派出劳工20万赴欧，也是使得中国取得了参加巴黎和会资格的因素之一。1919年1月，士诒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和战后经济委员会委员。此时，列强又有暇关注在华利益，由英美两国出面，策动中国铁路国际共管，实行各国在华利益均沾；又组织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利用贷款控制中国实业。梁士诒通电全国，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并组织铁路救亡会，发行救亡月刊。士诒先后发表《铁路统一谈》和《外人实行以经济亡我之危机》等文，联合中国、交通、金城、汇业、新华、盐业等银行，发起组织中华银公司，以对抗四国银行团。1920年2月，他创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3月，再任国内公债局总理，6月，出任毛革改良会会长，9月，任华北救灾会会长，致力于振兴中国实业和救灾活动。
    三、盛极而衰 回归士林
    1920年9月，民国政府宣布梁士诒获一等火绶宝光嘉禾章，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授勋。12月，经张作霖推荐，士诒任国务总理。这是其仕途之颠峰。31日，梁士诒会见日本公使，表示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借款自办。不料外间传言他向日方借款自办，一时掀起强大的反梁倒阁风潮。广州军政府也下令通缉徐世昌、梁士诒，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攻击他们“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扬言要诉诸武力。士诒成众矢之的，不得已于次年1月托病请假，5月，避走日本，不久后第二次避居香港。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第三次组织政府，邀请梁士诒共商国是。士诒选派叶恭绰、郑洪年支持孙中山，分别担任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和次长。翌年3月，士诒从香港启程，赴欧美实地考察各国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至9月初经日本返港。
    直奉战争后，段祺瑞重新执政。1925年3月，梁士诒应邀赴京参加善后会议。5月至9月，先后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总理、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和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1927年1月，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外交、财政讨论会，士诒被聘为政治讨论会会长，极力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次年2月，任税务处督办。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殒命，北洋政府时代至此结束。梁士诒被国民政府通缉，落荒而逃，第三次避往香港。
    蒋介石上台后，为赢得支持，决意起用一批北洋时代耆旧。1932年初，介石在上海召开“国难会议”，梁士诒应邀至泸。正遇“一•二八”事变爆发，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请其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由于“国难会议”延期，士诒先回香港。1933年2月，蒋介石为免段祺瑞为日人所利用，将其迎至上海。段眼见国难日深，多次电请梁士诒北上共商大计。梁于3月3日抵泸，曾会见记者，畅谈抗日要旨及后方给养问题。不久发病就医，至月底已不能起床，入院治疗，于4月9日终告不治，享年六十有四。葬于故里三水白坭镇岗头村。
    四、倾心国故 播惠后人
    梁士诒尽管热衷新政，且身体力行，但心灵深处尊孔敬儒，趋与保守。1914年3月，士诒曾奉大总统袁世凯之命，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至北京孔庙代行祀孔之礼。礼毕，士诒宣讲《论语》中“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章，以弘古道。士诒故里广东，临近香港，三次下野，皆择此蛰居。他早年便提携咸丰朝翰林叶衍兰之孙叶公绰（粤籍名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财政奇才，兼擅金石书画），使之成为交通系第二首领。而公绰亦招贤纳士，为香港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基业。二十年代开始，革命渐兴，文脉奄奄，士诒、公绰乘机罗致人才，召集大批饱学之士来港定居，而当时香港华人富商“养士”之古风犹存。他们邀集不少前清翰林,在香港大学等学府执掌教习并著书立说,如赖际熙[（1865—1937），广东增城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陈伯陶[(1854—1930)，广东解元、光绪十八年（1892年）探花]、岑光樾[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区大典[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编修]、温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任宣统帝师]、张学华[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后任翰林院检讨]、朱汝珍[(1870—1942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科榜眼]等；此辈名重才高，多才多艺，对香港的文化教育、藏书出版，乃至书法绘画、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朱汝珍太史晚年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就中华文化之延续与广大而言，堪称先知与前驱也。而富商诸如“南北行”等成功人士则以财力资助文化艺术活动,使中华文化得以在殖民地背景下仍薪火相继、灵根再植,使香港至今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独具特色与优势。饮水思源，梁士诒先生功不可没。
    士诒虽客居香港，但一直对其回归祖国抱有信心。1929年12月初，香港千年古刹青山寺重建告竣，作为中国通的港督金文泰应邀题写“香海名山”四字匾额以赠，而士诒题写“楼观参差，清夜闻钟通下界；湖山如此，何时返锡到中原”楹联。在揭幕典礼上，诸多香港政要名人应邀出席，金文泰与梁士诒不期而遇。文泰读罢此联，大为不悦，质问士诒曰：“‘返锡到中原’是何意？香港现在我英国之治下，包括您现在也受庇护于大英帝国，您是否还指望香港能回归中国？”士诒莞尔笑曰：“那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也想让您增些学识。此联所出典故‘卓锡’乃佛教语，意为古时老僧人上山修行，皆持一锡杖。而‘中原’则指佛教最高境界。现在青山寺僧人面对此地幽山美水，不知何时便要返佛教乐土，不免有依依不舍之感。依您之见，此联贴切否”？金文泰自知此联有弦外之音，但又无言以对，只得微笑点头称是，以显绅士之雅。而香港于上世纪末回归祖国，士诒之畅想终成现实。
    此外，士诒还是于海南岛设省的首倡者之一。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9月，广东旅京同乡会聚首于北京粤东新馆，欢迎孙中山先生入京，莅会者三十余人。梁士诒被推为主席，登台述说欢迎孙先生之旨。广东进士陈发檀有云：“中国有两大岛：一台湾，一琼州。台湾已被日本占去，惟余琼州，万一再为法占，则全国受影响。若欲整顿，非将琼州改为一省不可。其改省之理由，首在建设榆林军港，启发天然物产，及移八府之民以实边防。但一切行政之费，非得中央政府扶助及借外债不可。此事请孙先生帮忙。”随后，士诒立即表态支持，其曰：受陈君的“萌芽”启发，广东僻处一隅，去中原颇远，且山多田少，民食不足自给。从前粤人争往外洋谋食，近因各国禁阻华工，粤华侨恐无立足地。近虽有殖民于东三省或蒙古之说，然其地苦寒，与粤人体质不相宜。琼本广东九府之一，粤人移此，必能相合。然非改为省，而请中央政府协济，则此事原不易言。昨与孙先生谈及此事，今日又得琼州陈君为之萌芽，诸君以为然，则请研究如何进行可也。”其后，政局动荡，白云苍狗，中原纷争逐鹿，城头屡换王旗。经济实业，何遑顾及？1988年，海南终于得以建省，已是七十余年以后的事情。
    综上所述，梁士诒先生以科举起家，凭才华入仕，入翰林而留心实学，选特元而失之交臂。保朝廷而初建功业，遇世凯而平步青云。民国新贵，有“二总统”之称，实业奇才，得“梁财神”之号。修铁路而宏图大展，助帝业而获罪元凶。然学富五车，一腔热血；海内遍交知己，香港凝聚英才。倡海南建省，有先知之智；信失地复归，怀桑梓之情。虽客死异乡，然魂归故里。此时此刻，抚今追昔，真心感佩老前辈之胆识睿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