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德先生近照

高文德先生留苏时摄于莫斯科红场

高文德先生在中国蒙古史学会年会上致辞

高文德先生与李月珊女士伉俪情深

高文德、蔡志纯二位先生合撰《蒙古世系》，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年版封面

高文德先生译《布里亚特蒙古史》，民族所社会历史室印制

高文德先生撰《蒙古奴隶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高文德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史人物词典》，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

高文德先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永君按：高文德先生（1932—）是当代著名民族史学家、蒙古史研究资深专家。1932年11月22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俄语专业。先后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任翻译。1958年，因编译室划归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而入所至今。1959年，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师从著名民族学家波塔波夫教授学习蒙古史。1961年7月回国，开始从事蒙古史研究，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曾连续两届出任“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自1982年至1992年，担任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以及数届院高评委委员。1992年11月退休，并继续返聘达十年之久。先生治学严谨，笔耕不辍；勇于探索，著述宏富；甘于奉献，奖掖后进。其著述六种计八次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此《访谈录》完成于2014年夏，曾于所网站刊发，并有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民族宗教网等多家媒体转载。现收入“效法先贤 任重道远”系列，再次奉上，以飨读者，兼祝先生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首先，非常感谢高老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中国民族史和蒙古史研究的前辈，您的学识、修养、阅历和成果，实令我等后学晚辈仰慕钦敬。我认为，学者之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早年的成长环境，诸如地域、家庭、学校、良师等等，都会影响一个人对人生目标的选择。今天可否就从您的家世和幼年经历谈起？

高文德（以下简称高）：好。1932年11月22日，我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屯区的一个汉族家庭。听父亲讲，我家祖籍山东。清末时，祖父被饥寒所迫，挈妇将雏，带着我父亲兄妹五人闯关东。几经辗转，落脚于锦西，以务农为生。我父排行最末，有两兄两姐。父名高辅忱，生于1905年。祖父闯关东时，他只有两岁，可谓尚在襁褓，便背井离乡。因家贫，我的两位伯父、两位姑母，都没机会上学。后因一家没文化，多有受欺受骗的经历，所以倾全家之力，供我父亲读了两年私塾。我父亲入学时，年已十二岁，边学边帮老师打零工，以抵部分学费，直至十四岁时，辍学去沈阳当童工。父亲勤奋好学，尽管只上过两年学，但能写得一笔漂亮的毛笔字，并娴于珠算、精于账目。先后在沈阳大通、公合、天聚东客栈做茶坊（服务员），后与把兄弟高广义（我叫他干爹）合伙，承包旅馆大楼之一层，收入明显增加。父亲于26岁时结婚，母亲姓陈，小名二丫，不识字。1932年，我出生，是家中长子。后来，四个妹妹陆续出生，其中大妹、二妹早夭，三妹、四妹至今健在。

我出生时，家庭经济情况已不错。我父除承包旅店之外，兼做行商，经营木耳、蘑菇等东北土特产，收入可观。1939—1943年间，是我家境最佳时期。父亲与干爹等人合股，在沈阳北市场经营饭庄，名“松鹤春”。饭店周围，有各种商店、饭庄、戏院，也有妓院。“松鹤春”饭庄有上下二层，下层招待散客，二层有十几个包间，提供海参、鱼翅等高端菜肴。亲朋好友，每逢喜庆之事，也常来饭庄吃饭，然后去看戏。在我的记忆中，此阶段我家最为宽裕。我父深知掌握知识、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加之我是家中长子，又是唯一男丁，所以在我8岁时，得以入小学学习。当时正值“满洲国”时期，所受皆为“奴化教育”。学校由日本人作校长。每天早晨到校后，都要向日本天皇像行鞠躬礼。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战形势变化，日本侵略者日益疯狂。1943年， “松鹤春”饭店被日军强行低价征收，改做“沈阳第二军人食堂”。因生活已无着落，我父考虑到哈尔滨有很多锦州同乡故旧，可相互照应。便带我们全家迁至哈尔滨，与人合股，开设一家废铁回收铺，名“余庆长”。但仅仅一年，战事日紧，日军颁布命令，金属属于军需物资，不准民间经营。“余庆长”被勒令停业，所剩金属悉数没收充军。经此一劫，家境更是一蹶不振。父亲只得当小商贩，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直至解放。

我在沈阳读到三年级。到哈尔滨后，转入太古街小学，读四年级。在哈尔滨上小学的两年间，每天要学习两节日语，一节满语（中文），也有算术、历史等课程。历史课根本不提中华五千年史，只讲日本及其傀儡编造的满洲国发祥地长白山天池、三仙女故事等。学生统一穿日式校服，校长由日本人担任，每天升五族协和旗（伪满国旗），用日语背诵《国民训》。学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经常打骂学生，我也挨过打。甚至强迫学生互扇耳光，不许轻打，以致双方小脸儿都被打肿。加之我家由盛到衰，全由日本人造成。所以，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日本人已怀有深深仇恨，这种仇恨，至今如是。

1945年，我读五年级，是年8月，日寇投降，东北光复。翌年4月28日，哈尔滨在经历了苏联红军撤出、国民党接收大员逃走之后，由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式进驻，从而宣告解放。日本统治时，学制是冬季升级，解放后，改为夏季升级。因此我在小学又多读了半年。1947年夏，我考入哈尔滨第四中学。读初中期间，正赶上新中国成立，中苏关系最为友好的时期，各行各业急需俄文翻译工作者。加之当时周总理也有指示，翻译人才要从孩童时期抓起。于是从1950年起，由延安迁至哈尔滨的外国语学校改变由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规定，开始招收初中毕业生。

初中阶段，我成绩较好的科目是数理化，俄语成绩并不好。之所以考入外专（黑龙江大学前身），是因家庭生活困难，已不具备再读高中、大学的经济条件。当时外专的待遇比较优厚。入学即算参加工作，不仅免收一切学杂费，免费食宿，还发放衣物、鞋帽等生活日用品。此类优惠，对我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加之在动员大会上，老校长鼓励我们说：“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可以当大使！”同学中，后来也确实有人当上了大使、参赞，使期望变成了现实。

入学考试也比较简单。笔试中文（作文、答卷），口试俄语，问简单的俄语会话，背诵俄文字母表。特别是以能否发出俄语中特有的花舌音“P”（俗称“打嘟噜”）为首要标准。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李月珊都顺利通过考试，进入外专预科部学习，而那些发不出花舌音的同学，则未被录取。

是年4月，我考入该校。入学后才得知，校名虽叫外国语专科学校，但实际上，教学设置仅有一门外语，即俄语。按当时规定，预科学制三年，主修俄语，并补习中学汉语课程。学校领导多是从延安调来的老革命，俄语教师多是当时居于哈尔滨的白俄，也有少数从苏联聘请的专家。我的老师名伊科尼柯娃，是位50多岁的老太太，操列宁格勒口音，属纯正俄语。她非常和蔼、慈祥，待我们就像她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使我们学习成绩好一些，经常星期天也不休息，把我们叫到她家里补课。还亲手做俄式炸饺子给大家吃。为方便学习交流，还给我们每人取一俄文名，我得名曰“奥列格”，月珊得名“妮娜”。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发放军装。入学第一年，所发服装为部队替换下来的旧军服，颜色也不正。因当时身材矮小，服装肥大，很不合身。伙食是吃大锅饭，八人一桌。第二年起，所发都是新服装，且发皮鞋等。伙食很好，四菜一汤，可谓丰衣足食，很是满意。第三学年，取消集体伙食，改为工分制。不久，学校按月发放工分（类似于内部购物票），每人120分，学生用工分买饭和日用品，有一定选择余地。在校期间，主要由苏联教师授课，汉文教师讲授语法，学校为提高学生口语水平，严格规定在特定的某个月内，师生、同学之间，不准讲汉语，只能讲俄语。学习还算扎实。且实施奖惩制度，经常组织俄语对话，说得好，则奖励学习成绩分，否则倒扣分，挨批评。大多数同学学习扎实，我俄语学得还不错，有时也获得奖励。

就我个人而言，对未来前途并未有清晰规划，只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亲人生活困难，唯有认真学习，将来才能承担起资助家庭的责任。预科二年多，我成绩优秀，1952年，顺利转入本科班。

回顾这一段成长经历，确实为我日后的学者之路奠定了基础，也规定了方向。俄语作为语言工具，成就了我毕生的学术研究，也为我日后赴苏联访学，以及从事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邸：您是闯关东者的后代。我一向认为，闯关东者身上，保留着北地男儿不屈不挠、威猛勇武之基因，心中深藏着向往光明、追求美好生活之渴望。这种精神惯性，一直激励着其后人不甘沉沦，自强自立。您和您的前辈们的业绩，即是佐证。接下来，可否谈谈您进入民族研究领域之原委？

高：好。当时学习风气很好，校方要求甚严，淘汰率高。预科时，全班30余人，到1952年，包括我在内的23人升入本科。1953年，升入大二。正值新中国建国伊始，颇具气象。百业待兴，急需用人。此时，根据上级指示，我们那一届学生提前毕业。7月，我被分配到北京，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负责俄文翻译工作。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李月珊，也同时来京，被分配到一机部。很快，我们便结婚成家。由于我是长子，父母远在哈尔滨，无固定收入，生活艰难。我便和我爱人商定，将全家（父母和两个妹妹）接来北京，一起生活。我经济负担加重，压力不小，反而促进了我工作的积极性。我当时负责翻译俄文中有关民族问题的经典著作，便将《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1955年1月，我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于1952年，1994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编译室。编译室当时办有《民族问题译丛》月刊，定期发表相关译作。因当时的政策是一边倒，所以刊文均由俄文翻译而来。因有此平台，我很早便开始推出成果，几乎每月都刊有我的译作。我还与吴玉合作，翻译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等，由人民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因被用作教材，所以印刷量很大，前者且再版一次。当时稿费标准较高，初版我即分得稿费160元，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对于我而言，当属雪中送炭，可解燃眉之急。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后，此刊停办，平台消失，只能另择它路。

1958年春，以中央民院研究部为基干，成立民族研究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我所在编译室整体划归民族所，我也就成为最早来所者之一。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火如荼，我们马上置身其中。当年夏天，我参加东北调查组，被派往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从事田野调查，撰写《简志》。直至第二年秋应召回京，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其间，正值建立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过春节时，大锅煮肉，大腕喝酒。蒙古族同胞既擅饮又好客，献酒于前，长歌不已。不见客人一饮而尽，则重复吟唱，真情动人。至今思及，宛如昨日。

1959年9月，我被民族所急电召回北京。回所后方知，已确定派我赴苏联科学院进修民族学。在组织统一安排下，参加出国人员培训班，集中到西苑，由外交部派人作教员，辅导学员学习政治、礼仪及俄语（不少人俄语不过关，对我而言，压力不大）。培训结束后，集体制装。由国家承担费用，请当时前门大街一家著名服装店裁缝量体裁衣，定制大衣一袭，中山装、西装各一套，女士则定制裙装，以便使留学人员服装式样及颜色整齐划一。由此这般，踏上了去苏联求学之路。

邸：当时出国，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高：坐火车。至今我仍清晰记得，我们乘坐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经八天八夜漫长旅途，先抵达莫斯科。短暂休息后，又经一天一夜，到达列宁格勒。接待我的单位是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分为院本部和列宁格勒分院，各研究所亦一一对应设置。民族学研究所亦分为两部，一在莫斯科，一在列宁格勒，彼此既有联系，又各自相对独立。我被分配至列宁格勒，师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民族学家列•帕•波塔波夫先生（导师）和布里亚特蒙古史专家柯•沃•维亚特金娜女士（副导师），波塔波夫先生同时兼任列宁格勒民族研究所所长、民族博物馆馆长，在学界享有崇高声望。因导师工作繁忙，平时不易见到。具体指导工作由副导师担任。副导师维亚特金娜女士当时是副研究员。她当时已年近六十，对我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青年学子以慈母一样的关怀，使我感受到冬日阳光般温暖。由于我此前曾深入蒙区从事过田野调查，经与导师沟通商定，定研究方向为“蒙古史及布里亚特史”。有史料记载以来，蒙古可大致分为兼有农牧业的内蒙古、以牧业为主的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和以狩猎为主的森林蒙古，即布里亚特蒙古。清康熙时，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布里亚特地区被沙俄占据。此时，其早已成立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隶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学习期间，我曾陪副导师去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记得当时中苏关系尚好，乘列车到达乌兰乌德时，见到车站墙壁上并排悬挂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四人的巨幅画像。在集体农庄考察时发现，居民俄化程度很深，已通用俄语，老年人日常也说布里亚特语。其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均已与当地俄国居民趋同。调研结束后，在导师指导下，我用俄文完成了题为《布里亚特蒙古之历史与发展》的调研报告。

邸：您的经历，着实丰富多彩。当时的留学生活条件如何？有哪些值得回味的花絮？

高：总体而言，留学生活条件还算优越，研究所位于列宁格勒大学附近，宿舍楼坚固高大宽敞，两人一屋。在学生食堂就餐，伙食很好。但俄餐主要以土豆、牛肉、鸡肉和面包为主，久食难免不适应。我们有时也自己做些中餐，当时宿舍配备煤气炉，我曾经从俄国同学处借来铁锅，做过烤鸭。当时，我的学习津贴是每月700卢布，生活绰绰有余，便将余款购置书籍和日用品。平日里，我也有意识地去参观冬宫、各大博物馆，及十月革命遗迹等。在赴莫斯科参加学术研讨会时，还游览了城区主要景点，还有幸参观了位于红场的列宁墓与斯大林墓。总体而言，留学生活充实而紧张，没有太多的业余时间来休闲。留学生有党、团支部，定期组织政治学习。但周末也组织舞会，我不喜欢跳舞，所以很少参加。基本上都在宿舍读书。

苏联当时社会风气很好。我所能接触到的除苏联同事外、主要是中国和少数越南留学生，相互之间，关系融洽。每逢新年、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节，以及导师和同学的生日，大家都会发电报祝贺，互赠礼物。苏联师生送我们的多是巧克力等食品，我们回赠的则是从国内带去的小件瓷器、画册等等。总之，其乐融融，很有人情味。

到1961年，形势开始悄然生变。先是苏方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再邀请我们参加；接下来便是收不到原本定期寄来供政治学习用的国内报刊。后来得知，中苏论战正酣，并日趋激化。苏方决定终止多项学术合作。中国留学人员则受池鱼之灾，被礼送回国。我尽管访学时限为两年，然而学业戛然而止，提前两个月匆匆回国。

以我亲身体验得出评价，苏联学者，心灵质朴善良，性情率直豪爽。就民族习惯而言，俄罗斯人大多嗜酒却无量。每逢节日，因酗酒而倒卧街衢者，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但学者却大多富有理性，鲜有酒徒。当时，政府之间的矛盾虽波及到我们，但师生同学之间的感情，并未受到影响。记得我回国时，副导师和苏籍同事、同学们凑钱，为我买了一架昂贵的基辅牌相机。车站相送，依依不舍，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此情此景，铭记终身。

邸：在30后那一代学人中，具有留学经历者属凤毛麟角，实堪羡慕。回国后，您的境遇有何改变？此番留学经历，对您研究是否有促进作用？

高：回国后，我才得知刚刚经历了严重饥荒。因当时通信会受到审查，加之所受教育是不能给自己国家抹黑，所以连家人间通信也均只能报喜不报忧，即使饿得头昏眼花，也不能向我倾诉。我一直后悔，当时没多带几个大列巴（俄式面包）回来，哪怕让亲人吃上一顿饱饭也好。

说到变化，还是有一些。回所工作后，我被分配到民族史研究室北方组，从事蒙古史研究，从而确定了研究领域与方向，由翻译人员改行为史学研究者。1961年，经所内考试，课目包括外语、马列主义理论。我均获通过，定职为助理研究员，提升一级工资。但很快便卷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中。1962年，先参加反右倾，第二年，又参加四清运动，连续三年，先后去通县、贵州，再赴内蒙，我一直担任工作队秘书，吃住都在社员家里，做着现在想来都是劳民伤财、毫无意义的所谓清查工作。在贵州期间，最为清苦。天天吃玉米渣饭就酸白菜，营养缺乏，时常感觉昏昏欲睡，两腿发软，极度浮肿。

1966年，文革乍起。我们被通知结束四清，从内蒙回所，投身运动。我本人盲目参加所谓造反派，属“地派”，写大字报，搞大揭发、大批判，若颠似狂，疲于奔命。文革时，中苏交恶，抓苏修特务之喧嚣不绝于耳。我心中惴惴，不得不忍痛将带回的照片尤其是师生合影、考察记录照及旅行照、田野笔记、专业俄文书籍，以及我所撰《布里亚特蒙古历史和发展》俄文本底稿，统统付诸一炬。现在想来，堪称损失巨大，无以弥补。稍感宽慰者，带回之基辅牌相机，以及当时学得的摄影、冲洗技术，却大展其用。当时，个人拥有相机者寥寥无几，我还自制投影仪，购置相纸、显影剂、定影剂，在家中用棉被挡住窗户便成暗室，不仅为家人，还为同事们拍摄、冲洗了大量照片，大多保存至今。那些无法再现的场景，被定格为永恒瞬间，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弥足珍贵。若不是赴苏访学，这一切皆无从谈起。

到1970年，全所大部分专家学者均被发往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当时学部被认定为“五一六”重要聚集地，对当年参与造反者，实行严厉审查，逐一过关。我当时被分配到基建队，盖房子，每天和泥搬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学习，接受审问。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肃杀气氛才有所缓解。在此过程中，我所同人自杀者有之，入狱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内虽运气稍好，但都难免空耗岁月，一事无成。

1972年起，运动已成强弩之末，节奏趋缓，自由度增加。我和不少年龄相仿的青年学者不甘沉沦，开始读书，并自发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无人鼓励，亦无人出面制止，只能低调而为，各行其是。

我自五十年代赴苏访学之前，便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在苏联留学时，曾认真研读著名民族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其“蒙古从未经历过奴隶制阶段”之定论，曾影响中苏学界数十年。此人虽懂中文，但汉籍浩如烟海，他所接触及引用有限，所以观点显然偏颇。此外，符氏用古希腊、古罗马定居部族之奴隶制衡量驰骋于广阔草原的游牧民族，亦似有不妥。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以自己的研究，以纠正此说之不确。在干校期间，我便着手启动这一工作，利用随身带去的有限史籍，编制写作提纲，抄写卡片，为下一步对蒙古奴隶制进行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不久，我们被从干校召回。但并未安排工作，而是先后在沙滩法学研究所和本所参加学习班，整日学习，晚上才允回家。直至1974年，才慢慢恢复业务工作，特别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结束，研究工作才步入正轨。

说起赴苏访学对我研究工作的影响，实难一言蔽之。刚才谈到，对蒙古奴隶制的兴趣与心结，也有一个认识和转变的过程，从认同到怀疑，再到否定。接触汉籍越多，信念越坚定，从而着手撰写《蒙古奴隶制研究》一书。

邸：作为民族所同龄学者中最早获得研究员职称的八位专家之一，您的才学人品一直备受同人称道，且多次担纲大型集体学术项目主持人。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过？

高：过奖。我自认为属于资质中等之人，又未受过严格的史学、民族学专业训练，从事民族史研究，阴错阳差而撞入此门，所以不敢懈怠，只能靠勤奋敬业，以弥补不足。文革结束时，我44岁，尽管荒废多年，然而仍处于学术黄金年龄。好在当时学风尚好，我所又有翁独健先生担纲，为我们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奖掖后进，居功至伟。我回国后，正逢翁先生主持我所学术工作，提出要翻译十种国际知名蒙古史论著，我翻译完成《布里亚特蒙古史》（符•阿•库德里科夫采夫等，苏联乌兰乌德，1954年出版），由民族所制成铅印本，但至今未正式出版。十年浩劫结束后，我因已对蒙古奴隶制问题思考多年，又有不少积累，所以进入角色较快，推出成果较早。1979年，第2期《文史哲》杂志刊载我所撰《十至十三世纪初期蒙古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一文，学界评价较高；同年10月，我与蔡志纯合编的《蒙古世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翌年，我所撰《蒙古奴隶制研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再版一次，在学界产生的较大影响。1980年，职称评审工作恢复，我顺利晋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由翁独健先生主持，我参加撰写的《蒙古族简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我首次参评研究员即获通过。当时的研究员为数甚少，许多科研集体项目又要求主持人必须具有研究员职称，所以此后我几乎无暇再做个人研究，而是主持、参与了多项集体课题。其中历时最长、用心最苦者，当属工具书《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与《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之编纂。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得以立项，乃翁独健先生之首倡。所内外82位专家，其中包括42位教授、28位副教授，通力合作，数易其稿，历时十载，始告完成。其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收入名词28300余万条，计560余万字。凡有关少数民族古国、朝代、年号、族名、部落、社会阶层、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典章制度、联盟誓约、经济生活、典籍文物、历史地理、宗教习俗、疆域区划、语言文字等，尽量收揽，不厌其烦。我作为主编，负责具体工作。在此项目上所耗心力，堪称十年辛苦不寻常。

此书还有幸得到诸多史学前辈的鼎力支持。我院胡绳院长为大辞典题签，中国史学会戴逸会长为之作序，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集体项目之难，在于成于众手，总会有参与者逾期拖延，若整合不力，必致烂尾。我当时为完成此任，可谓不遗余力，绞尽脑汁。比如，当初启动时，几无经费投入。后来，上海辞书出版社提供一万元约稿费，我经向所室领导请示并与同事商议，决定实行按劳计酬，完成一个词条，给5角钱。对长期拖延者，则采取措施，将其姓名贴在三楼楼道入口处，以表儆示与激励。开始时，曾招来不满与反弹，但经耐心说服，逾期现象得到遏制和克服。历经千辛万苦，《大辞典》最终得以按时交稿。值得一提者，为保险起见，我与杨保隆、白滨、邢玉林等三位同事亲自将定稿送至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稿纸共有八大捆，我们乘坐火车，每人负责两捆，面交编辑，才安心回返。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鼓励。作为工具书，《大辞典》被“清华同方数据库”收纳并发布上网，检索查阅者数量可观。至今，每年仍能获得约两千元的查阅费。该大辞典和我主持的《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我任副主编的《民族词典》，以及我参与撰写的《蒙古族简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等六种著述，曾先后八次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我本人也蒙同人抬爱，两届被选为“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并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邸：《大辞典》确实厚重，深得历史室卢勋老主任真心称道。记得17年前，我初来历史室，卢勋先生便以一部相赠，并评价说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之精品”，要求我好好珍藏，认真学习。今朝忆及，宛如昨日。您能取得如此成功，是多年来严谨治学、努力工作之结果。世人常说，一位成功男人身后，必然站立着一位优秀女子。我入所最初的几年，历史室过春节有一个传统项目，便是集体来您家，聚餐包饺子。每次参加者不下三四十人，以致您家六个房间均人满为患，每次聚餐前，都要事先准备一两天。但师母总是笑容可掬，真诚欢迎。这种挚诚大爱，今已难觅。您是否谈谈师母对您事业的支持，和您二位执手偕老之感人故事？

高：想起爱妻，我已无数次心酸落泪，难以自制。俗话说：“家有贤妻，夫无后忧。”我们是初中同班同学，堪称青梅竹马。因当时学校不准谈恋爱，所以我们尽管相互心仪，却只能问寒送暖。初中毕业后，我们同时考取哈尔滨外专，始终在一个班级。毕业后，我们又同被分配来京，堪称如影随形，不离不弃。1953年，在相识相交近十年后，我们结为夫妻，第二年大女儿出生，我二人均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便将我母亲接来家中，料理家务。第二年，因我父无工作，生活无着，我又将父亲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妹妹也接到北京，与我们一起生活。很快，我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相继出生，这样，全家九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妻作为家庭主妇，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好在我当时不时发表些译作，挣得稿费填补生活，但人口多，开销大，尽管精打细算，仍经常入不敷出。我母亲不识字，加之年老体弱，失明多年，家务活几乎全落在妻子身上。她一方面要完成自身工作，还要顾及家庭，整日忙碌，几无闲暇。那时没有洗衣机，每到周末，她几乎全天都在拆缝被褥、换洗衣服、整理内务。我研究任务繁重，经常去外地调研、参加四清，下干校等，支撑全家生活的重担，几乎都由她一人承担。我赴苏访学的近两年间，不许回国，又赶上困难时期，生活必需品极度短缺。为不让我分心，她一直对国内和家中困难一字未提；为不让老人孩子挨饿，只能自己减饭。我回国时，已是瘦骨嶙峋，面带菜色，见之令人心碎。

时至70年代，我研究任务繁重，经常无暇按时进餐。她做好饭菜，频频催我吃饭，凉了再热，热了又凉，但从未表现出厌烦。尤其值得一提者，婆媳二人，十分融洽，亲如母女。共处二十多年，从未红过脸。我母晚年，身患胃癌，直至去世，都是由我妻侍奉，亲手处理擦洗褥疮。我父也经常生病住院，都是我们夫妻二人倒班陪护，直至二老安然去世，从而助我完成了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天职。

她热情好客，舍己为人。当年哈尔滨外专同学，来京工作者有近二十位，只有我们是同学中的一对，所以每年聚会，多在我家举行。届时，她会把平时都舍不得吃的美味、糖果都拿出来招待校友；我家离单位近，所里同事经常来家做客；我当时自制投影机后，同事、邻居经常有人来家冲洗照片。她始终真心欢迎，从无不悦之色。历史室的年终聚会，更是坚持了近十年之久。对她的热情好客、美德仁心，同学同事有口皆碑，真心夸赞。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退休，尽管还返聘了十年，但工作任务减轻，加之经济条件好转，日子稍微好过一些。但不久，我就两次身患脑血栓，多次住院，病情严重，嘴歪眼斜，曾一度影响起居，言语不清，行走不便。在她的积极鼓励和悉心照料下，我坚持治疗，每日锻炼，终于得以康复，未留任何后遗症。直至五年前，我们迁入新居，房间宽敞明亮，女儿孝敬，孙辈绕膝，四世同堂。正当我们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时，未料得她却突发心梗，不幸先我而去。其时离我们六十年钻石婚纪念日，仅差一个月，纪念品都已备好。她为支持我的事业，放弃原有工作，调到离家较近的民族大学，等于为我而牺牲了自己的专业；她为我牛衣对泣，含辛茹苦，赡养双亲，毫无怨言，劳碌一生，却未能安享康乐；她对我举案齐眉、关心与照料无微不至，每每忆及，痛与愧并！为表达对她的思念之情，我曾作诗一首及挽联一副。

诗曰：青梅竹马结良缘，两小无猜红线牵。十载为伴同窗友，千年修得共枕眠。四代同庆钻石典，相依为命甲子年。思念之情牵肠断，誓约来世续姻缘。

联曰：一世辛勤操劳治家无悔 毕生敬老相夫育子有功。诗名为“爱”，联名为“赞”，言浅情深，聊以为念而已。

邸：相伴一世，终有一别。师母与您两情相悦、执手偕老之真实经历、深情挚感，可作为楷模，实令我等晚辈心仪神往，有所仿效也。目睹您心境日渐平复，起居有节，身体康健，师母九泉之下有知，亦会深感宽慰。作为史学分支，民族史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包括您在内的诸多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多有创获；且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方令我等拥有更高起点。您是否谈谈您指导研究生的情况，有何心得与经验？

高：好。我只招收过两位硕士研究生，且都是蒙古族女生，一名陈东升、一名何凤秋。1985年，她俩同时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毕业，并考取我所（对外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研究方向为蒙古史。所里指定由刘荣焌和我二人共同指导；因刘先生年事已高，具体工作多由我来承担。陈、何二人虽毕业于历史系，但对蒙古史尚了解不够。入学伊始，我就开出一份必读史籍和近现代重要相关著作目录，以助其尽快入门并开始走上蒙古史研究之路；并制定详细授课计划，包括目录学、蒙古史概览；古今中外学术界蒙古史研究的总体状况，特别是我国及俄罗斯、日本等国蒙古史研究现状；知名学者及其主要著述及学术观点介绍等。此外，还重点讲述了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兴起过程和蒙元史，使她们对蒙古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先后聘请所内外专家、学者包括杨绍猷、马大正、蔡志纯、白翠琴、史为民等，为她们讲授各自擅长的蒙古史相关内容，收到了良好效果。

此外，我也曾带领她们参加中国蒙古史学会等召开的蒙古史学讨论会，使她们接触并了解当时国内外蒙古史研究现状，以及前辈、同人的研究成果和主攻方向，借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交学界师友。

二位同学素质很好，学习刻苦、努力，学术眼界也比较开阔，学习成绩优秀。1988年，陈东升、何凤秋各自撰写完成学术论文《清代旅蒙商初探》、《漠南蒙古归附后金之研究》并通过答辩，同获硕士学位。毕业。原本考虑留所，参加蒙古史研究，但因当时所内无进人名额，只好自寻出路。当时，除她们自己到各处应聘外，我也通过同学、同事关系，给她们介绍工作，费尽脑汁，令人头痛。所以，当时我就发誓再也不招研究生。因此，她俩既是我的开门弟子，也是闭门弟子。当年，她俩都被国家人事部（今改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录用。陈东升在《中国人才》杂志社，任编辑、记者；何凤秋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这令我高兴与遗憾双至。高兴的是她们找到了工作，遗憾的是她们离开了所学蒙古史专业。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二人工作十分努力肯干，对工作兢兢业业，取得了较好成绩，成为本单位的工作骨干和领导。陈东升现已被提拔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务员局副局长；何凤秋也在本单位被评为研究员。我们师生的关系很好，直至现在，每逢年节假日，都到家里来看望我，使我心里感到很温暖，也不枉我培养她们一场。

除了在所内培养两名研究生外，我还曾多次应邀参加答辩会。像民族所翁独健、近代史所蔡美彪、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陈连开、李桂芝、首都师范大学宁可等多位教授所指导的博士生论文答辩，均能做到严肃认真，力尽绵薄；硕士生答辩会也参加过多次，不再一一鳌述。

邸：以您切身体会，作为学者，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为何？有哪些缺憾，和值得借鉴的教训？望高老不吝赐教，永君愿闻其详。

高：说到成就，愧不敢当。我们这一代人，于战争年代里生长，又在政治运动中老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色彩浓厚。但总体而言，我是幸运群体中的一员。得到较为良好的教育，还有机会出国深造，又有幸在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任职，加之妻子贤惠，家庭幸福。年过不惑之后，才有机会潜心研究，渐有小成。我认为，学者的基本素质，应是求真务实，认真做事，目标明确，步步为营。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虚心向前辈求教，这样可少走弯路，事半功倍。当年，我经常去翁独健先生家中探望，请教问题，聆听教诲。翁先生学识渊博，胸襟博大，境界高远，循循善诱，确实使我受益非浅，收获良多。二是要手不释卷，于泛读基础之上再精读。三是要有问题意识，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同时，敢于怀疑，不断思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我当年做卡片，从来是复制成两套，一套以年代编排，一套以问题编排，这样，由两个维度而成之史料，有助于所涉问题之轮廓清晰可感。四是要心静如水，勤于著述。我同意卢勋主任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学者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首先是要有瓜！”的确，述而不作，夸夸其谈，学者所不屑也。五是要扩大并鼓励同事间的互助合作，培育、发扬协作精神。我们国家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既可做些自己爱好的小题目，也应集众人之力，做些有份量的大课题。不仅要做几千年的纵向研究，也应做各民族间的横向对比研究。过去我们历史室赢得社会与学界肯定和嘉奖的成果，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集体大课题。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说到缺憾，更是一言难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我们这一代学者，普遍运动至上，斗争不已，半辈子不务正业。我本人更是半路出家，功力不深，学养不厚，局限性明显。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完成我主持的《中国游牧民族社会经济史》。此题目也是由翁独健先生提出，他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历史、文化、地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曾多年关注此问题，参加此课题的近十位同人，也都已列出详细提纲，汇总起来，有一百页之多。但后来因《大辞典》项目任务紧，又主持多项其他集体项目，无力分身，一直未遑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现在看来，完成无望，徒呼奈何。

你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多受过正规良好的专业训练，研究手段先进，获取资料迅捷，只要认真刻苦，假以时日，必能有所突破。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之间，我已是耄耋之翁，视野茫茫，步履蹒跚，而你们后来居上，正得其时。最后，请代我问候同事们，并盼望民族研究事业蓬勃发展，各位成果丰硕，生活幸福，阖家欢乐。

邸：高老之言，字字珠玑，我定当谨记。最后，敬祝老高身体康健，寿比南山；并对您接受采访再表谢忱。

附：高文德先生主要著述：

一、专著与工具书

 1、《蒙古世系》（与蔡志纯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25万字。

2、《蒙古奴隶制研究》，独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20万字。

3、《蒙古族简史》（与刘荣焌等合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38万字。曾荣获1977—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4、《民族词典》，副主编及撰稿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200万字。曾获上海市1989年优秀图书二等奖。

5、《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主编及主要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210万字，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6、《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主编及主要撰稿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560万字。曾获1995年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及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7、《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合著，撰稿人之一，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53万字。曾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8、《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合著，撰稿人之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74万字。曾获2000年广西省优秀图书奖及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追加奖。

二、学术论文

1、《十至十二世纪蒙古族的氏族公社》载《民族团结》1962年第9期。

2、《十至十三世纪初期蒙古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载《文史哲》1979年2期。

3、《蒙古奴隶制初探》，载《民族研究》1979年2期。

4、《论蒙古诸部族统一前的氏族制残余》载1980年《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

5、《蒙古族汗的产生和汗权的形成》，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2期。

6、《古代蒙古族与各民族的历史联系》，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社会科学出版社。

7、《元泰定帝寿年证误》，载1987年《民族史论丛》，中华书局出版。

8、《清代蒙古族》，载白寿彝族主编《中国通史•清史卷》。

9、《论铁木真与王罕的联盟》，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10、《元代赈恤制度浅谈》，载《中国民族史研究》（1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1、《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族调查报告》（与刘庆喜合作），载《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蒙元时期的官制》，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

13、《中国历史上游牧经济的共性和特性》，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4、《  蒙古》，《蒙医》、《蒙古包》、《蒙古袍》、《那达慕大会》、《马奶子》、《套马杆》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之词条，载于各卷中。

15、《挛鞮氏》、《札只剌部》、《泰赤乌部》、《札剌儿部》、《八剌忽部》、《合不勒罕》、《札鲁花赤》、《札萨》，为《辞海》撰写之词条，载于各卷。

三、编辑之刊物与出版物

1、《蒙古史研究论文集》（与卢明辉等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20万字。

2、《中国民族史研究》（第1期 与卢勋合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28万字。

3、《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期 与白滨等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24万字。

4、《民族史论丛》（任编辑），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38万字。

5、《中国民族史研究》专辑，（与杜荣坤等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43万字。

四、译著及译文（均为俄译汉）

1、《布里亚特蒙古史》，1978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版，50万字。

2、《什么是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与吴玉合译）195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3万字。

3、《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与吴玉合译）195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5万字。

另有译文40余篇，分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之《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出版社出版）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编辑之《蒙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