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曾经叱咤风云，建立过影响深远的强大政权。公元916 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曾改号为大契丹国,1066 年以后复号大辽。自916年契丹建国至1125年为女真所灭，前后立国二百余年。辽亡后，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迁至中亚楚河流域复国,史称西辽。1211年,乃蛮部屈出律篡位,1218年为蒙古所灭。自此，契丹人渐渐销声匿迹，并最终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当今契丹人之遗存，多为墓葬之属。与之相关的礼器、衣冠、墓碑、墓志等，已成为解读契丹历史的最重要途径。现就所知予以概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

    史书关于契丹人的确实记载，始见于《魏书》，最早出现时间为北魏登国四年(389年)。其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他们从事游牧，以车马为家，迁徙无定，逐水草而居。据《辽史》，契丹先祖乃炎帝后裔，号鲜卑氏。后被慕容燕所破，被拆而为三，曰宇文氏、库莫奚和契丹。此即契丹出现之始。其后契丹历史脉络当属清晰。他们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常对周遍部族实施掳掠,并与北魏进行茶马贸易。唐初，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大贺氏选任。此外,另有一些契丹部落接受唐朝统辖,不在联盟之内。契丹大贺氏联盟曾多次附而又叛，反复无常，且曾依附突厥。辽太祖建立国后，即分兵向西北和东北展开大规模的征伐。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开始挥师南指，窥视中原。时值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不惜卖身投靠，求援于契丹，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册封其为大晋皇帝。自是晋国成为大辽属邦，“儿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地奉献给契丹。敬瑭死，子重贵（晋出帝）继位，不再向契丹称臣，招致辽太宗发兵攻晋,由河北长驱之入，直抵晋都开封，出帝降，晋亡。辽太宗灭晋后，改国号为大辽国。 统和四年(986年)六月,宋太宗派兵北伐。承天皇太后与辽圣宗亲至南京督战，宋兵大败。后辽圣宗两度领兵南下，与宋军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立约罢兵，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双方各守旧界，鲜有战事。辽圣宗时，在上京以南的奚族旧地建新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中京城由燕蓟地区的良工巧匠建造，仿效汉人建筑风格，城市规模甚大。这一时期，以玉田（今属河北）韩氏为代表的汉族势力大增，汉文化也逐渐为契丹贵族所接受。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学习中原风物习俗，且能吟诗作曲。汉文化在辽朝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圣宗统治时期，辽朝达到全盛。
    而就大多数国人而言，对契丹和大辽的了解多来自民间传说。诸如杨家将镇守边关，在梁山好汉征辽等等，其形象模糊不清，其踪迹飘忽不定。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契丹人乔峰可谓形象高大。他在山崖高处扯开衣襟，露出胸前刺青狼头，因精通降龙十八掌而打遍天下无敌手，充满阳刚野性；而转瞬之间又摇身一变，成为大辽国南院大王。后其改姓萧，乃认同于契丹也。不禁令读者观众对大辽国产生神秘之感。而评书《杨家将》为人们展示的契丹民族,则是一个只知畜牧狩猎，不断侵扰中原王朝的野蛮民族。这与真正的史实相去甚远。

                                           二

    契丹民族的确留给后世无数难解之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辽国的覆亡，契丹人亦随之神秘消失，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人不可思议。 其使用过的大小契丹字也无人能识，成为死文字。而随着考古界对契丹墓葬的发掘，和中外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就丧葬制度而言，已发现的契丹后期墓葬多已开始使用木椁。木椁乃契丹贵族放置棺床所用，外围用长约两米、厚约20cm的方木搭成,呈八角形，看上去颇似牧民族的毡帐。木椁内部简直就是一座小型歇山顶式木制宫殿。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早期契丹人的丧葬非常简单，而后期则越来越考究，似与受汉族厚葬习俗影响所关甚巨，契丹贵族使用木椁即是明证。且墓葬建筑的规模、形制，皆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古人素有崇尚阴阳一致，事死如生的理念，因而根据其墓葬的结构亦可大致推断，契丹贵族居所的建筑形式必然受到汉制的强势影响。据史料记载，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推崇汉法，通音律，擅诗词，在位期间使汉文化文明与契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并使国力达到全盛。近年来考古成果足以证明，辽代中后期文明程度很高。契丹贵族的墓葬，皆有砖仿木结构的门楼。而就仿木结构这种建筑形式而言，完全是汉文化的产物。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原本住于毡长篷，而墓葬却采用歇山顶形制。另外，在东蒙地区出土的契丹墓葬中，发现有壁画，图中绘有汉人乐队。且壁画风格与唐代的壁画极其相似。
       多年来，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契丹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和墓碑墓志，深入研究契丹与汉族的关系。他们发现，辽代初期，契丹作为游牧民族。主要活动于中国东北地区，在今辽宁、内蒙古东部设立了许多州县，而这些州县居民成分主要是契丹人和被俘汉人，以及因生活所迫而从今华北地区迁徙而来的游民。此辈被辽朝组织起来，设立“头下州”，州主人由契丹贵族充任。同时，契丹人也把部分土地交予汉族大户，让其招揽佃户经营。这种汉地的经营方式便逐渐开始扩展，大大促进了辽朝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汉文化亦随之浸润到塞外。诸多契丹贵族放弃游牧生活而定居，逐渐与汉人同化。在传统社会，贵族无疑是民族文化的占有者和体现者，也是风俗的引领者，他们被同化之后，原有民族特性便被掩盖；而底层贫民虽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但所能享有的文化资源却少而又少，所以极容易跟随上层贵族而发生改变。其结果自然是辽亡时，契丹民族也随之销声匿迹。
    自清朝起，对辽史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整理《辽史》。即通过校刊，以寻找其中的舛误与疏漏。1900年前后，日本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辽史研究领域，自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在其中也。由于日人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为达侵吞之目的，就要寻找“东北亚地区历史上不属于中国”的依据。按日人之解释，辽朝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与中华文明无关无涉。而我们的观点是，东北地区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化对契丹的强烈影响和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最终融合，就是契丹文明与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铁证。1949年后，有关辽代文化的考古文物逐渐增加，能够证明“契丹文明与中华文化实为一体”的佐证也越来越多。例如，耶律羽之墓和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文物最多。其中不少都反映出强烈的汉文化色彩。辽国公主墓中一件八曲式花锦盒上，一面为水波纹地上绣有一对仙鹤，另一面则为一对鸳鸯，边缘一周为连珠纹；一件金花银盒上也有凤凰牡丹的图案。其实当时辽朝的许多工匠，包括制作金银工艺的、绘制壁画的等等，很多都是汉人，因此在其用具中出现汉文化自然是顺理成章。而另一方面，契丹文化遗留痕迹亦非常明显，现以辽中后期政治中心——捺钵为例以说明之。 辽世宗以后，与各中原王朝一样，辽朝也有一个号令一切的朝廷作为国家政治中心。所不同者，其朝廷不在都城，而是设在皇帝行宫，这就是所谓“捺钵”。 捺钵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具独特形式的朝廷，在接受中原封建王朝的基本理念和礼仪、制度的同时，又保留着游牧部族联盟机构在迁徙中议事的传统，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捺钵之中，皇帝所居虽非华丽的宫殿，但装饰物中却突出了龙的形象。这就表明，契丹皇帝虽身居毡帐，却同样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体现出番汉结合的特点。另有一种工艺品名“鸡冠壶”，也是契丹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代表作之一。其制作材料或木或陶或瓷，但观其外表，却仍采用皮质水囊的形状。这就表明，尽管已经习惯于定居生活，但游牧生活留给契丹人的影响仍是绵绵不绝、万难割舍。
    学界对契丹文字的解读方面的进展，也推动着契丹学研究的深入。上个世纪20年代初，辽兴宗皇帝和仁懿皇后哀册（墓志铭）被意外发现，诸多文字专家竟面对墓志铭所刻文字面面相觑，一无所知。经历上千年沧海桑田般世事变迁，契丹文字已经辗转成谜，等待着后人去破译解读。
    契丹字引起世人关注，应归功于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1922年，这位传教士在赤峰一带传教，闻知当地百姓挖掘了一座陵墓一说是他雇人盗掘。这就是兴宗皇帝耶律宗真的庆陵。据记载，是年6月21日，辽庆陵三座陵墓中的一个被掘，发现刻有文字的石碑四方，其中两方文字奇特，因不谙捶拓之法，凯尔温遂以五日之力逐字描摹抄录，并绘制了墓室草图。1923年，北京 118号《天主教公报》刊载了所绘墓室草图及奇特文字的摹写，同年法国10月号《通报》予以转载。一时间，国内外学术界因此而轰动———这奇特的文字正是久已失传的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在隐介藏形近九百年后得以重新面世。
    契丹文字之解读十分困难，在于出土的墓志虽是契丹文和汉文各两种，但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从文字到内容，都有一定差异。应用对照解读方法，仅识别出年月日、少数干支和数目文字、皇帝年号等单词七十余个，发音则无一可以确定。日本学者在二战后也开始参与契丹文字研究，并提出“契丹语与蒙古语发音相近”之观点，并以蒙古语确定已识别出的契丹字的读音。后来的研究证明，其中三十多个契丹字的读音基本可以得到确认。对契丹文字研究的水平一直进展迟缓，至“文革”时期，仍旧保持在七十多个单词的含义，三十多个字的发音的水平。目前，全世界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不过十个，而真正能破译解读一些契丹字并有所减数者，十人之中也不超过四五人而已。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刘凤翥先生，便是能够破译解读契丹文字的学者之一。刘先生虽年届古稀，但仍在不断努力，上下求索，并不断有所突破。
    
    综上所述，契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有更多的历史之迷被破解，一个更加完整的契丹民族的形象将展现在国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