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翰林官为文化层次最高的文人群体，他们集官僚和学者双重身份于一身，多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为理念，进则跻身庙堂，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隐居于民间，可引领一方之风俗。往往是沉浮沦落，大喜大悲，而又能从容面对，进退自如。翰林群体成员因居于士人顶层，其作为最能展示此上述特点。因此，对翰林群体中翘楚人物进行抽样研究，可深化对中国传统社会运作规律的认识。而对清末民初著名历史人物徐世昌（1855年—1939年）的人生轨迹进行考察，似乎具有超非同寻常的典型意义。
    徐世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靠科举起家，出身翰林，清末时位极人臣，民国时又官至大总统，成为国家元首。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徐世昌考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二甲第五十五名进士，赐出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直隶天津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由此可见，世昌乃正途翰林，且官居一品，属清末重臣也。
    徐世昌祖籍浙江鄞县绕虎桥村，其曾祖、祖父在天津为盐商，故又落籍天津。清道光年间，高祖徐诚为河南南阳知县，卒于官；祖父思穆，任河南中河通判，在卫辉府安家。世昌出生于卫辉府府治汲县。七岁时，父亡故，寡母隐忍持家，虽家境贫困，却宁可典当家产，也要延师教子，并自督课，尤重德育。世昌曾回忆道：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交一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曰：“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此番经历对世昌日后养成老成持重、不偏不倚之行事风格所关甚巨。
    20岁时，世昌便四处开馆以奔生计，穷困潦倒之际，于开封结识袁世凯。二人惺惺相惜，义结金兰。世凯认定世昌非等闲之辈，慨然资助其回籍应考。世昌不负所望，先于光绪壬午年（1882）中举人，丙戌年（1886）又中进士，入翰林。清代翰林，坊间素有“红翰林、黑翰林”之目。红翰林者，可“上天入地”，上天则侍从于皇帝身边，以皇恩浩荡，日后多可发迹；入地则指外放学官，做主考或学政，得以弟子门生遍天下，日后亦可援引。而黑翰林者，则指在京师苦熬之辈，除任地方官的同乡同年进京时能够打打秋风之外，就只有清贫的份。所谓“打秋风”，是清代官场和社会上普遍盛行之举，即官员通过各种关系向有钱人索求财物，又叫打抽丰，即抽取好处。说明确些就是敲竹杠。据清萧奭《永宪录》：“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探望索取，名曰‘抽丰’”。属官场流行之陋习也。以翰林“清望”之职，只能自己混饱肚子，家人则要艰难困苦，袍褂进当铺，寅吃卯时粮，则司空见惯，在在多有。世昌在翰林院任职八九年，久滞沉沦，颇不得意，属黑翰林也。
    甲午战败，清廷痛定思痛，决意编练新军。袁世凯练兵于天津小站，邀世昌佐理，世昌欣然从命，立即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并从此时来运转。我们不能不佩服世昌的勇气，那时节，翰林是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黑翰林亦是翰林，去军营谋事者确属凤毛麟角。当然，与世凯早年的交往与过从，亦是他如此选择的积淀。翰林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为科场尖子而设立之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士，无不孜孜以求。但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郁郁不得其志。近十年的修炼，使世昌逐渐领悟到，仕途困顿的主要原因，就是乏人赏识，无“通天”途径。而世凯得到大学士李鸿章赏识，并向朝延推荐其督练新军，终成其腾达之起点。世昌毅然投身小站，则是押宝式的以身相赌。对于世凯而言，当时尚未发迹，有翰林来充幕僚，对提高身价，有大助焉。世昌到任不久，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而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世昌与奎龙为同年（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世凯打点，并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世凯自是对世昌不仅感恩不尽，且更加刮目相看。
    世昌与世凯属贫贱之交，且长世凯四岁，所以世凯以兄礼事之，言听计从，信任与尊重不言而喻。就行事风格而言，世凯主刚，敏捷威猛，世昌主柔，稳健平和。二人刚柔相济，优势互补，可谓黄金搭档。而世昌翰林出身，不仅为大壮世凯门面，且在各将领中已颇受景仰，皆称之为师；世昌亦不负众望，工作勤勉，自学军事及英文，先后编写《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最先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并制订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后来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新型军事人才。而世昌因成绩卓著，声望日高，从而奠定了其在北洋军中仅次于世凯的地位，实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
    回想当年，世昌与世凯皆属人中豪杰，以热血男儿之豪气，不惜以身许国。世昌在翰林院时，便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人联合弹劾李鸿章，并积极参与早期的维新活动。但因当时人轻言微，未能有所作为。参与练兵后，随着世凯在朝中地位的提高，世昌地位亦水涨船高，其才华与热情逐步得以施展。
    自庚子年（1900年）之后，列强狼奔豕突，清廷风雨飘摇。志士仁人不甘沉沦，谋求挽救，以扶大厦之将倾。清廷实行新政，世昌以朝廷新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任巡警部尚书、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其间曾殚精竭虑，不乏善政。世昌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颇值得一书者，乃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世昌以钦差大臣赴东三省，任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时之政绩。
    东北三省，乃清朝发祥之地，因而具有特殊地位。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盗三次大洗劫，山河破碎，民生凋残，国土沦丧，满目疮痍。此番命世昌赴关外，无疑是亡羊补牢之举。先是，清廷遣军机大臣载振和徐世昌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经数千里跋涉，历时二月有余，世昌等向清廷提出《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其对治理东北，已是成竹在胸也。　　
    世昌到任伊始，便先从改军政为民政入手。他认为：“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因此，设总督，“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并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强调曰：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变革成制，则无以图存也。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世昌推行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大力举贤任能，尤对留学归国人才中具真才实学者予以重用，并向全国招揽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一时好评如潮，声名雀起。
    无财政则无行政。世昌初掌东北之时，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为增加收入，世昌利用地利优势，积极兴办实业，与列强进行商战，以“富省、强兵、御侮”为宗旨，推行一系列新的财政政策，可归纳为设立银行，广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等数举。同时强调不设租界，以确保主权。并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不久便大收实效。
  　 在此之前，因当地气候寒冷，农业产品皆为杂粮，尚不晓种植小麦。经考察，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以致“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指世昌，笔者注）为麦之先农”。世昌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世昌十分重视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改变满洲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方式，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而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等等举措皆在进行之中，并大有起色。
　　世昌主政仅仅两年，关外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绝非过誉，徐亦为此而自豪。
    当时之东北，处于日俄两豺狼交攻之下，情势危急。世昌上任前，便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商定外交方针，一则“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则“在具体交涉时，为在主要问题上达到目的，在次要问题上可作适当让步，以求复得。”世昌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对其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世昌任用与日交涉“著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９０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朝鲜国界（当时朝鲜为日侵占），世昌急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世昌在与沙俄之针锋相对的博弈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之结果。世昌所行新政，使原本落后的东北地区后来居上，开改良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相继去世，满族亲贵掌政。宣统时，由于袁世凯树大招风，且难避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和维新志士之嫌疑，故而被夺职养疴。而世昌竟得以保全，并升任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中的一个，在此内阁中，汉人仅得四席，世昌是地位最高者。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世昌仍留任协理大臣。武昌事发，清廷摇摇欲坠，而以世昌之出身、才干与声望，世昌若属激流勇进之辈，完全可以统兵与南方周旋。路人皆知，清廷信任世昌远远超过世凯，且世昌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只要袁不得出，必唯世昌之谋是用；然而，世昌却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在世昌看开，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不忠也；撇开世凯，是不义也；知而为之，是不智也。所以，世昌力保世凯出山，对其东山再起，居功至伟。世凯组织责任内阁，世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可谓位及人臣者也。
    辛亥鼎革，清廷退位，民国肇基。世昌以一品大员，朝廷股肱，思及出仕民国，则有负浩荡皇恩，故而退而隐居，远避青岛，与一班遗老遗少登山观海，以标榜气节。不久，世凯当国，世昌仍野鹤闲云，静观时变。1914年5月，在世凯力请之下，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世人以新朝宰相目之。但二人毕竟志趣不同，分歧日显。世昌曾极力反对世凯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就此“罢工”十余日，二人裂痕从此产生。次年，世凯利令智昏，其长子克定与一群佞臣发起洪宪帝制，世昌对此反应冷淡。帝制成，世凯仿汉高祖封“商山四皓”故事，尊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为“嵩山四友”，理由是不好意思令老友称臣。世昌深明个中三昧，所谓嵩山四友者，即永不叙用也。更以称帝之举乃倒行逆施，必难长久，此时再不分道扬镳，则属同流合污，故而求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世事如棋。仅八十余日，世凯便金銮梦断，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复任总统。1916年3月，世昌再起，仍为国务卿。世昌受任于危难之际，大力周旋，于公私两方面为世凯尽力。但终因讨袁护国军态度强硬，拒绝停战，势成骑虎，世昌心力交瘁，任职仅一月便心生退意，力荐段祺瑞继任。6月，世凯命终。世昌以北洋元老身份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之权力争斗，后又调解直系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之矛盾抵牾，1918年10月，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以无结果而流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世昌顺应民意，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世昌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而在其任期之内，恰逢“新文化运动”高涨，世昌以鼓吹“尊孔读经”为抵制，与时代大潮颇难相偕。其以中庸为理念，凡事但求不偏不倚，进退有据。在世凯之后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激烈斗争中，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居间调和，并力求因势操纵。时而左右逢源，时而四处碰壁。担当着和事老与缓冲器之角色。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世昌去职。世昌自谋后路，明哲保身，被迫退居天津，从此息影于政坛，直至逝世。
    世昌一生标榜文治，有“文治总统”之目。在任期间对国家文化事业情有独衷，倾心扶持。1917年，世昌首倡发展中国“两馆”事业，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博物馆条例》、《图书馆章程》。而此“美国式之两馆观念”，自天津开始，并逐渐靡布全国。世昌还积极扶持民办事业，于1920年批准成立中国第一家民营“海黄化工研究社”。
    世昌富藏书，位显官高，宦囊累累，聚书自然方便。其藏书处曰书髓楼，有《书髓楼藏书目》八卷，著录经部四百部、史部一千部、子部八百部、集部五千部，共七千余部。数量颇可观，间有稿本、明刊本，而主要为清人诗文集，专录清人别集书约二千七百种。“一战”后，世昌胸怀“斡旋运数，挽救危亡”之抱负，综观中国与国际之现状，著《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此书为宣纸印刷的线装本，于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中国的“经济与教育”为主题，采用了三章十二节，一百二十四页的篇幅，进行了广征博引的论述。主要内容即：第一章、战后世界之观察，有战役与经济之影响，战后之财政救济政策，战后之产业开发政策和战后之教育设施及改进四节；第二章、中国之古与今，有古代之施教与殖产，学术及物力上之凭籍，现在之产业状态和现在之教育状态四节；第三章、今后之中国与世界，有世界对我相需之殷，吾国及时自奋之机，恒久和平之关键和吾人之两大属望四节。通观此书，立意独到，笔触酣畅。虽然经历八十余个春秋，尚能保存完好无缺。此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对我们了解徐世昌的政治生涯，研究民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及其文化教育，在今天仍然有某种借鉴的意义。该书封面上盖有“金城银行总行展业设计室”的印章，原为金城银行的资料书籍，现由上海市银行博物馆收藏。
    1922年后，世昌退隐天津。自书“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匾额，召集一班文人，创立编书处，所依据者乃其私人藏书。因主事者嘉善人曹秉璋选择不精，考订欠详，刚出版就引来一片批评之声，只好宣布“停印拟修改”。又修《清儒学案》，选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均以显宦充塞。然瑕不掩瑜，世昌在出版方面另有贡献。任国务卿时，曾倡议在河南设“中州文献征集处”。 世昌捐资编成“中州文献”丛书，为民国时河南出版界一件大事。
　　世昌著述甚多，有《退耕堂政书》五十五卷，《大清畿辅先哲传》四十卷，《归云楼题画诗》二卷，《东三省政略》十二卷，《明清八家文钞》等。除诗文集、题跋外，大部系其部属捉刀代笔，据说只有《明清八家文钞》为桐城吴北江代为评选，较其他捉刀者为精审。
    世昌退居津门后，其文士光华得以充分展现。其老成稳重，静若处子，隐逸林间，呼朋引类，酬答唱和，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清簃诗社”，诗、书、画三位一体，故而颇不寂寞。又名其居所为“退耕堂”，以示将陶渊明为楷模而仿效之意。此间书画作品中亦多流露出此等心态。如为严范孙（清末翰林，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所题诗有云：“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表现出高士飘然山林，深知宦途如梦的隐逸心态，高华磊落，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之格调。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者也。
    世昌以翰林出身，擅长书法，尤精行、草二体，宗法苏轼，略变其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中，多可睹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其手。在任大总统期间，常题字赠与国会议员。世昌书法，确有功力。已达到布局严谨，上下顾盼，左右相映，气血相连，墨蕴饱满，活灵活现。挥洒自如，清灵飘逸之境界。颇具俊秀之气，给人以一种书法艺术的美感。1919～1926年间，世昌陆续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共三册、《石门山临图帖》一册，刊印发行。其中对联为大宗，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世昌六岁开始学画，颇善丹青，尤喜绘制扇面，造诣甚高，且是每画必诗。然不轻易示人，更不随意赠友。故丹青真迹少于书法遗迹。其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世昌当国后，对国画专业之扶持尽心尽力，1920年，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大家执掌教席，一时名流会萃，雅士云集。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等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不时与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世昌也曾将作品送会展览，博得中外各界一致赞誉。世昌之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世昌尚有收藏之雅，尤爱古砚、古墨，收集端砚颇多，并将所藏之砚的花纹、题识，一一墨拓而成《百砚谱》一册，成为中国近代惟一一部评砚专著。
    世昌对故土河南也充满热爱。《退耕堂集》中，收入其于1914年所撰《水竹村记》一文，乃特为归隐之地辉县水竹村所作，他差人刻碑于兹，以表首丘之情。文中写道：“村直辉县西南三里，西北距苏门六里而遥。百泉入淇之支渠，五汇注环……余老矣，以怀归耕之志。每瞻太行之麓，诵《淇奥》之章，窃欲效卫武公切磋琢磨，以期矜庄，宽大明德，宣著之不忌而宽以客众，绰以施仁，庶几乎希苏门诸儒讲学之遗风，不敢以耄老居田而自逸也。”至今此碑仍立在水竹村旧址。世昌诗词书画多以“水竹村人”落款，足见其对家乡之热爱与怀恋。
    人至暮年，愈加怀旧。1936年3月，已是81岁高龄的徐世昌，迈着蹒跚步履回到辉县水竹村并小住。其间，他书写对联共357副，从对联内容上考察，仍流露出其掩饰不住落寞与消沉。但尽管如此，在民族大义方面，世昌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爱国忠贞之理念从未动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得陇望蜀，咄咄逼人。世昌为国担忧，坐卧不宁。日寇为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妄图利用世昌声望，请其出山。一日，故友曹汝霖突然来访。在谈及时局时，汝霖道：“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是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交战。总统（指徐世昌）此时若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闻罢此言，世昌马上意识到曹汝霖是在为日寇做说客，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愿另请高明”。曹汝霖碰壁，只得离去。徐世昌当即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中。”此后，世昌称病，闭门谢客。然日寇仍不死心。1938年初，日军头目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分别约请徐世昌会面，但世昌托病不出。日寇再施诡计，派世昌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金梁乃清宗社党主要成员，已在伪满洲国任职。此番来见世昌，竟抬出末代皇帝溥仪，以迫世昌就范。世昌虽属前清重臣，一向尊重溥仪，在其逊位后，世昌对清室经费、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在清朝遗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令名。但此时此刻，世昌清醒地认识到，眼前之事关乎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和个人名节，又以“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之理由断然予以拒绝。
    1939年春，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平治疗，世昌因恐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成不治。终年八十有五。国民政府特下令褒扬：文曰：“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其棺椁先是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苏门山东侧。其墓毁于“文革”。
    综上所述，从一介书生至清朝宰相，再从民国总统到退耕老人，世昌以科举起家，翰林入仕，多了几许洒脱，少了几许残忍，多了几分精明理智，少了几分利令智昏。《谥法》有云：在国遭忧曰愍。所以当时有好事者私谥徐世昌为“愍帝”。回顾其主政期间，恰逢“一战”结束，不久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以战胜国被列强出卖，导致五四运动爆发。世昌夹在直、皖两派中间，政不出国门，而内忧不断，军阀争雄；外患频仍，倭寇虎视。虽难免有“油滑世故”之讥，但仍从中周旋，以温和待人，以宽仁行事；而此阶段中国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社会思想空前解放，“五四运动”未遭残酷镇压，报刊杂志言论大胆。书生之优点，往往就是有几分气节，有几分人性。在世昌身上，确有几分儒家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位时不曾张牙舞爪而为所欲为；下野后，淡薄宁静而崇尚操守。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对中华传统文化由衷热爱并造诣甚深，曾称誉世昌为“学者、书法家、政治家、士绅”，可谓恰到好处。其广博的学识，平和的个性，对新政的向往，对祖国的热爱，对自然的崇尚，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与比肩，亦足令后来那些惟利是图、翻云覆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祸国殃民之辈为之汗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