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6日上午，为了祝贺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江桥研究员荣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联合举行江桥研究员荣休学术报告会（民族语言学论坛系列讲座第四十三讲），邀请江桥研究员作学术报告，报告题目为《清代文字文献研究举例》，江桥研究员“从题本奏折的统计与分析看清代的中央决策”、“欧洲图书馆藏汉文《昭明文选》的两种满译本”、“康乾时期官修辞书中的语言学标记”三个专题，系统简明地介绍了有清一代满汉文献的语言特征、管理制度、处理批示方式、文献互译传统、文献编撰格式、清代满汉文献的多元价值。
“从题本奏折的统计与分析看清代的中央决策”一节中江桥研究员认为，清延明制，公事用题。题本，即臣公向皇帝报告政务的公文书，是有清一代上报文书的主体（光绪27年改题为奏），顺治、康熙两朝题本占90%以上；雍正至道光年间达70%以上，咸丰至光绪中期占比为50%。就处理制度而言，对类似公文——密本、启本、奏本依实际情况作相应处置。而奏折类，初期限于少数皇帝身边亲信官员使用。到了康熙、雍正初年奏折的人员使用逐步扩大了与题本相近的范围，而且清初用于反应情况、讨论问题，如欲实行，需用题本向皇帝请旨；或由皇帝本人颁布上谕，著遵照搬执行。延至乾隆年间，成为正式文书。到光绪二十七年改题为奏。通过对大量题本的统计分析表明，备顾问、协助皇帝对题本中重要、疑难问题作出决定是大学士在处理政务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即通过票拟、御门听政、军机处三个环节逐步落实实现决策决定。
（学术报告会现场之一）
与题本相比较而言，奏折始终是一种以上报情况为主的官方文书。以皇帝的批语为例，奏折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的达50%。而对题本的批示，然后批交有关部门议奏所占比例为80%。举以吏部为例：题本中的“部驳”占比在顺治朝时的10%至道光的1.5%左右波动。而皇帝的“旨驳”在1.4%-6%之间波动。“部驳”在道光、光绪朝时急剧下降背后的原因则需要分析、考量当时各种历史和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皇帝的“旨驳”的波动或许反映了不同皇帝的施政理念与用人特点。清代的制度建设逐渐形成了由皇帝、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组成的中央决策系统。而在该系统中，皇帝是最高决策者，大学士、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六部分别协助皇帝处理不同方面的政务。由于制度的严密性和分工的明晰，促成了清初高层决策的准确性和执政的有效力度。江桥研究员以个人的研究成果《清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乾隆朝民人死刑案件的初步统计与分析》的撰写体会并结合同行研究成果认为，对现存满汉文献的量化分析对于今人认识整体、了解公文制度的发展轨迹、变化趋势，进而探明清代政治体制、政务处理等具体事务而言，是十分关键研究手段，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事实、史实。江桥研究员注意到目前国内学者对满文文献的重视程度与日本学者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日本学者查阅、抄录满文档案成为一种职业化的趋向十分明显，而国内学者大多满足于已经刊布的满汉文献，满足于现成的出版物材料。
（学术报告会现场之二）
“欧洲图书馆藏汉文《昭明文选》的两种满译本”一节系江桥研究员与德国科隆大学M.Gimm教授合作研究成果之一。在本节江桥研究员回溯了满清尚在关外的后金时期就模仿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并于天聪三年（1629年）成立文馆开展了对汉文典籍的满语翻译工作。延续到清初顺治朝时，已经先后翻译了《刑部会典》、《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实为《三国演义》）、《大乘经》、《礼部会典》、《洪武宝训》、《辽史》、《金史》、《元史》、《五经》、《大学衍义》等汉文史籍与儒家经典。
关于汉文《昭明文选》的两种满译本的研究，分为版本考述、译者考、出版者考、所有者考、翻译底本也即汉文原本考诸问题。而在关涉翻译的语言方面的专门问题，重点讨论了语音、词义的处理和理解。研究认为，文本对于阐述事理没有太大的帮助；而对词语释义则提供了译本属于早期作品（约为康熙时期）的语料，对今人了解康熙时期满语文语音特征、词汇演变的研究则提供了难得的语料。尤其是满译本中出现了一些音写（Transkription）罕见或未知的词汇。大约有百余的语词在词典中无法找到，大多为植物名称和动物名称，需要今人从词源学或亲属语言间的比较视角入手进行分析考释。在语词读音转写中往往出现l代替 m，而且时有出现，出现的原因江桥认为可能是字形含混所致。元音o-u时常有误或混用。此外，在满译《文选》中，对汉字读音的转写规则不统一，尤其对复元音韵母和i、u介音的标写、转写与通用的转写法有明显区别，其原因是受汉语影响抑或是早起有意专用于汉字，尚不得而知。
（欢送•纪念•献花•荣休）
“康乾时期官修辞书中的语言学标记”一节中，江桥研究员通过对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御制清文鉴》（Han i arahamanjugisun i bulekubithe）分析研究认为，《御制清文鉴》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系满蒙文合璧本；开本宽19.5厘米，长29.6厘米，封皮为青石绸，黄绫包角，丝线装订，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从康熙皇帝的上谕以及译者的序文可以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寻访八旗旧故，且利用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札萨克蒙古五十七旗王、贝勒等来京叩拜之际，多方求教，康熙皇帝本人亲自过问编撰、翻译、审阅诸环节。
《御制清文鉴》的编撰问世，并逐代修订完善到《御制五体清文鉴》，强有力地展示证明了有清一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满蒙汉藏诸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形成进程中有着十分清晰明确的记录和记载，雄辩宣示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与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文化、文明互鉴、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因此，此后出现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御制满洲、蒙古合刻清文鉴》，乾隆叁拾陆年（1771）《御制增订满蒙文鉴》，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间（1781-1794）《御制五体清文鉴》和《御制四体清文鉴》等都受到了《御制清文鉴》的深刻影响。
《御制清文鉴》的编撰问世，无论是注音方法的精准度、满蒙汉词义互对、切音、同条目释义，分条目释义，满文转写、汉译、部属分类、分类编排、词语使用环境、“汉名同上”关系的三种表示法、“汉名同上”案例溯源，以及《御制清文鉴》所见的清代满语读写之差别，进而出现的“满洲语、蒙古语之音韵，汉字多不缔对”、“句旁兼写三合切音字，读者可得“韵之正””的编撰定制的完善和形成固定格式。《御制清文鉴》历经演变，却始终一如既往地反映着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一体，文化多元，和而不同，互学互鉴，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程。
江桥研究员通过分析《御制清文鉴》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历史，认为数百年来满文文字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加上早期西洋传教士的参与；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更是推进了满语文字文献研究的进步。虽然目下满文在社会生活中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满文和满文文献的研究却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渐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语言片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报告会。曹道巴特尔研究员主持了学术报告会。布日古德、黄晓蕾、张军、周泓等学者与江桥研究员就又关专题展开了切实深入的研讨和请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以集体聚会，举办学术报告会的形式，欢送纪念江桥研究员荣休，此举为语言片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学建议和指导，十分有助于所风建设和传帮带风气的育成。尹虎彬副所长参加了有关活动并充分肯定江桥研究员取得的学术成就，感谢她多年来为民族所作出的贡献，评价称江桥研究员是真正的学者（Real Scholar）,希望她荣休以后，能继续关心支持所里的工作，并勉励我所在职人员继续努力，为加强所风建设和民族所再创辉煌作出贡献。
报告人简介：江桥1957年生，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早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改为中国第一档案馆）、德国科隆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从事满文、清史研究，2003年调入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专注满文文献的研究。代表作有《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清代满蒙汉文音义对照手册》(中华书局2009年)。学术论文：“论满语复合谓语、副动词做状语及连动式”；“从清代题本奏折的统计与分析看清代的中央决策”；“德国的满学研究”；“乾隆御制四、五体《清文鉴》编纂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