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生肖”之概念，国人大多耳熟能详。所谓“生肖”，又称“属相”、 “十二辰”、“十二属”、“十二属神”等，以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而成之纪年方法也，亦可专指此十二种动物。其起源于何时，今已难以细考。“生肖”、“属相”、“十二辰”等三词，皆未出现于《二十五史》、《十三经》之中，“十二属”在《二十五史》中仅出现两次，而“十二属神”则是道教之提法。因此，生肖基本不属于庙堂文化层面，而一直大行于市井深巷、乡间郊野。换言之，其归类于民俗文化范畴。然而，深深扎根于大众之文化因子，往往最具生命力，更显顽强，影响亦更为久远。
一
回顾历史，人类的发展历程漫长而坎坷。人猿揖别伊始，满目洪荒，文明初启。面对悠悠万物复杂的玄机，我们的祖先们是那样的蒙昧而充满困惑；面对大自然的肆虐和野兽的侵袭，显得卑微而弱小。他们挣扎于种种威胁的旋涡，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身边一切强大之物皆心存畏惧，诚惶诚恐。在惊恐、忐忑之余，一直在寻求获取身外之力的方法，更幻想着有神奇而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助亲人于落难之时，救伙伴于危险之境。久之，“神灵”便应运而生。从人类学视角观察，人类早期社会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两大阶段。在自然崇拜阶段，“万物有灵”，“众生皆神”，世间的一切均有成为神灵而被人类膜拜敬畏之可能。而各方大小神灵尽管形象各异，本领不一，但都具有人类不可抗拒的威力，是一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境界。先人们对其祭祀惟恭，万分虔诚，以换取其保佑与帮助。这种需求和愿望代代相传，各种“神话”便层出不穷并不断发展。随之而来者，便是形形色色的原始宗教萌芽之显现。其实，这些神灵皆出自人类无以伦比的想象能力，是其美好理想和内心恐惧具像化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人格化的结果。而宗教则是对神灵崇拜的固定化、系统化和程序化的产物。正像儿童想象力胜过成人一样，人类的童年时代也充满了浪漫的气质。这个漫长的时期被称作“神灵时代”，这是所有早期人类集团都曾经历过的昨天。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人类便进入图腾崇拜时期。这一时期，崇拜物被单一化，固定化，尤其是身边某些动物的形象，突兀伟岸、清晰可感，使人过目不忘。
“图腾”一词，源自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Ojibwas）方言之音译。在英文中，最初有Totam、Dodaim、Totem等多种不同拼写形式，而最终被定型为Totem。首先将“Totem”一词引入西方学术界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兼商人约翰·郎格（John Lang）。他曾在北美生活多年，并痴迷印第安土著之风俗习惯。1791年，他出版《印第安旅行记》(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 )一书，首次提出“图腾”之概念。半个世纪以后，英国旅行家格雷（Grey）于1841年出版《澳大利亚西北部和西部探险记》(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其中多有对澳大利亚土著中尚存之图腾现象的描述。至此，“图腾”作为一个学术术语，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并广泛运用，且衍生出“图腾文化（Totem Culture）” 、“图腾主义（Totemism）”、“图腾崇拜totem worship”等多种学术概念。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亦为一大范畴、类型，所指极为宽泛，可涵盖、囊括后二者；而后二者在英文语境中常交叉混用，乃前者之子概念与分支。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阶段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前已述及，所谓“图腾”者，来自印第安语 totem之音译，含义为“他的亲族”。在当时的人类组织形式即氏族部落中，图腾又是其标记与象征，并对其顶礼膜拜，诚惶诚恐。受知识水平和想象力的局限，同时亦出于对包括动物、植物在内世间万物的敬畏与尊崇，当时图腾之选择，必为某种动物、植物及自然物之具象，或上述具象之简单组合体。而是否以具象作为标记即图腾，是认定其是否处于图腾文化时代的首要标准，也是图腾崇拜的主要特征。
图腾崇拜的另一特征，是其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难分难解。图腾作为崇拜对象，自然形象仅为表征，而通过图腾体现血缘关系，凝聚氏族成员，保证群体在血缘上的统一性，是其主要功能。其内涵有三：首先，是图腾之名即群体之名，同时将其尊为群体之祖先，确信本氏族全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衍而来，使图腾与逝去的祖先合体，并成为标志物；其次，是将图腾作为血缘亲属，对其以祖父母、父母等称谓呼之，将长辈视为图腾之化身；再次，是将图腾作为群体保护神，从中获取精神支撑。
从自然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并从偶发现象过渡为普遍采用，是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也是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领域内的重要突破。自然崇拜，仅仅是人们对诸多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而图腾崇拜，则是对某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自然物的单一、定向崇拜。前者是后者的初级阶段及感性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认识进化与理性升华。
研究发现，在图腾崇拜领域，崇拜对象以动物居于多数。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以及早期人类对自然万物认识程度之肤浅，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原因。这是因为，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与人类共性甚多：相貌相像，习性相似，甚至多有人所不及之处。如鸟之高翔、马之善走、牛之多力、虎之凶猛等等，在生命力及繁殖力方面，亦远胜人类多矣。故而常被用作本氏族的徽号与标志。其全体成员虔诚地确信，自己与作为徽号或标志的动物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因而不仅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而且不离不弃、相伴相依。
随着人类各种知识之积累，对自然规律之认识及掌握程度不断深化，改造大自然、征服其他物种之能力大长，自信度与日俱增直至忘乎所以，因而逐渐变得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标志，诸如国旗、区旗、市旗等，逐步抽象化、符号化。乃至面目全非，难以与最初之具象图腾发生直接联系。
若借用文化艺术研究领域之术语，可将世界文明之衍进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四个阶段。而当今之我辈，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交汇点。回首往事，不禁唏嘘。我们正不可逆转、无从选择地与史前初民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与曾活跃于远古时代的列祖列宗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因而形同陌路。细究造成隔阂如此之大甚至别似天渊的原因，并非空间，而是时间。正是漫长的时间，不断荡涤着无数代先人历尽辛劳、上下求索而留下的宏伟业绩，无情泯灭他们的躯体，蒸发他们的气息，磨平他们的足迹，终使史诗般的辉煌变得黯淡模糊，依稀难辨。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大地毕竟宽广。因空间差异巨大，而导致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致使在地球的某些角落，时间却似溪流缓缓，甚至停滞不前。一些相当于石器时代发展阶段的原始部落，竟然得以长期与文明社会并行不悖、共存同处，相安无事。只要有心人稍加留意，便似时光出现倒流，远古近在眼前。美洲、澳洲等相对隔绝的区域，土著文化带给我们的，就是一部鲜活的史前史，令我们相信，古代并非遥不可及，初民依然活在世间。西方人类学家独具慧眼，捷足先登，不仅发现图腾遗存，且不断积累资料，潜心研究，构建学科，升华理论，将初民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可歌可泣的悲壮业绩，蹒跚的步履，艰辛的历程，全方位、多场景地再现于我辈面前。因而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鉴于图腾崇拜是动物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人与动物之合体。在民族志所收集的材料中，以动物为图腾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国外研究者曾根据在澳大利亚的调查统计，在704 种图腾中，动物图腾竟高达650 种之多。究其原因，与人类社会曾经历过漫长的狩猎时代与畜牧时代大有关联。而图腾崇拜盛行于狩猎时代与畜牧时代早期。这一阶段，人类曾靠狩猎获取食物以求得生存，而狩猎的对象，则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所处自然环境不同，动物崇拜之对象也有异。分析考古发掘所获而推论，作为早期工艺品兼生活用品的陶器上的动物图案，大都是工匠所属部族之图腾。而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之情况，亦大致如此。黄河流域以北，狩猎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故而出土彩陶中，动物图案甚多，鱼纹、蛙纹、鹿纹、鸟纹、虫草纹、蜥蜴纹等，不一而足。
二
最早将“图腾”一词引入中华者，乃清末著名学者严复先生。其于1903年，将英国学者爱德华·甄克思所撰《社会通诠》一书译为中文时，首次将“totem”一词对译成“图腾”，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而成为通用译名。严复先生在按语中指出：“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画刻鸟兽虫鱼，或草木之形，揭之为桓表。而台湾生番，亦有牡丹槟榔诸社名，皆图腾也。由此推之，古书称闽为蛇种，槃瓠犬种，诸此类说，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图腾，而蛮夷之俗，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十口相传，不自知其怪诞也。”
这是对中国古籍中蛇种犬种图腾等现象之最早诠释。后随着研究之深入，发现中国古代蛇图腾信仰，不仅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而且也可以从体质人类学资料中，找到多方面的例证。且不仅是蛇图腾，其他动物图腾亦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在我国先秦至汉初成书之古籍《山海经》中，记载有大量神话传说。透过这类神话，可体味出动物崇拜即图腾崇拜之遗痕。如《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云： “其为人大，左手操青蛇，右手操黄蛇”；《海外东经》有云：“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其中蛇形即为图腾；《北次三经》有云：“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 ，以堙于东海。”表明炎帝后裔之东方部族分支，当有鸟图腾存在。
正史当中，亦不乏动物图腾之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中，曾记载黄帝统领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之六氏族通过阪泉之战击败炎帝神农氏，后又通过涿鹿之战击败以蚩尤为首之九黎。而另一部先秦重要史籍《左传》中，曾有“太昊氏以龙纪，少昊氏以鸟纪”之记载，意即太昊氏以龙为图腾，少昊氏以鸟为图腾。而限于篇幅与主题，在此不作展开，只能书其大要，当止则止也。
以上文化遗存，无疑是我国生肖文化系列发展之基础，当可与“十二生肖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以动物纪年”一说互为参证。
我国自虞舜时代始，便使用天干十个符号和地支十二个符号相配合，形成干支纪年法。以动物纪年之法，最初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中。《旧唐书》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清代著名考据学家、一甲翰林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考证云：“盖北狄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至汉时，呼韩邪(单于)款塞人居五原，与齐民相杂，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表明时至清代，学者便已察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以兽纪年方法与十二生肖之间相互联系的蛛丝马迹，并断定前者乃后者之渊源也。 由此可以推论，十二生肖之产生，依托于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之盛行与干支纪年法之运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
欲了解干支纪年法，必先了解历法。所谓历法，也就是计日、计月、计年之法，皆源于先人长期观察世界而形成的规律性总结。日乃一昼夜之变化周期，为古人计时之基本单位；月乃月相盈亏之变化周期；而年乃四季即春夏秋冬之变化周期。先人发现，日与月之比大致为1：29.5；月与年之比大致为1：12；日与年之比大致为1：365.25。由此便产生出一系列不同历法。
考当今全世界最为通用之历法即西历之源头，乃公元前由埃及人最早制订并使用之太阳历。太阳历主要考虑地球围绕太阳运动而产生的四季交替之周期变化，而不顾及月相盈亏周期，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久之便成为计算时间之历法的依据。后传至欧洲，又曾修订数次，并逐渐被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接受和使用，我国称之为公历，又称西历，或曰阳历。而另有一种历法，主要以月相之变化（因月球绕地球旋转而形成）来计月，以每年十二个月纪年，这样可体现月相之盈亏，每月以二十九日、三十日相互交替，所以称阴历。但此种阴历之一年比之于阳历一年相差十一日左右，当今之伊斯兰教历是也；而我国古代之历法，乃兼顾四季之更迭与月相之变化，即纪年按四季变化周期，纪月按月相盈亏周期，每年十二个月。而两者所差之日数，则靠闰月加以调整补偿，闰月之年，则有十三个月。即所谓“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之法。因而称阴阳历，亦称农历，又称夏历。夏历之纪月，有定朔（月相不可见）与定望（月相为满月）之不同。自采用定朔之法（即以月相不可见为每月之首即初一）后，满月则交替出现于每月十五或十六日（亦有满月出现在十七日晨之罕见情形），所以民间素有“十五不圆十六圆”之说。我国藏族至今仍在运用之历法（即藏历）则采用定望之法，即满月一定在每月十五，而无月之日不一定在每月初一。
现在想来，先人在发现、总结并运用上述规律的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先人仰望星空，冥思苦想，不断探求、薪火相继，才有了这般完美精妙的阴阳历法，堪称我中华文化之瑰宝，人类智慧之结晶。
古人发现，为便于计算时间，就必须在四季周期性变化之自然现象中，确定某一起点为岁首，也就是一年之起始。由于岁首完全是人为规定，因此何时算作岁首，往往理解不同，版本各异。中国很早就开始以立春为岁首，而欧洲国家则多以冬至为岁首，此外尚有以春分为岁首者。在古代西方各国采用的阳历，就是以春分为一岁之首。到了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皇帝儒略•恺撒废除阴历，重新制订以冬至为一年之始的“儒略历”，于公元前45年施行。由于当时人们用惯了阴历，并坚持以朔日为一年的岁首，因此延至冬至第十天为一岁之首。这年的岁首就是“阳历”的1月1日。从此，1月1日作为一年的开始，一直沿用至今。随着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不断增大，采用西历的国家日益增多，其公历地位已逐步确立，势不可当。
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政府宣布使用西历，以显示与国际接轨。但并未使用以基督诞辰为元年之公历纪年，而是以国号代年号纪年。新中国成立，正式废止年号纪年法，采用公历纪年。但在民间层面，农历仍未曾完全废止，而是附于公历之后，兼而用之。
上述变故，使我国自己的历法退居二线而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乃依农历而行，生肖也是依照按农历之干支纪年法而定，这就使得农历于民间之影响尚可与西历长期共存，而幸免于数典忘祖。
四
前已述及，我国历法以干支纪年，是生肖之依托。根据中国古老的阴阳八卦观，天为阳，地为阴，天乾而地坤。天为主、地为从者久矣。天有十位。谓之“天干”，又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与之对应者，地有十二位，谓之“地支”，又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汉代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桡采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大桡者乃黄帝之臣，此处所云之“配成六旬”，即六十甲子，乃天干十与地支十二之最小公倍数。干支按顺序相配合，由甲子、乙丑……直至癸亥，恰为六十对。其首、末位亦分别为干、支之首、末位，一轮回是也；继而再由甲子开始，即“花甲子”也。后人称六十岁为“花甲”，即出于此。
十二生肖之产生，当有古老天文学之背景。在原始时代，先民不乏寒暑交替循环往复之体验，虽不知纪年，但可见花荣之几番、草青之几度，盖渐知以花一荣为一年、草一青为一岁也。此法于游牧民族中相沿更久。时至宋代，孟珙《蒙鞑备录》仍有记载：“其俗每草青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又，古人观天，渐渐发现月相之盈亏者十有二次与一岁相仿佛，因此便视“十二”为“天之大数”。如此日月相对，天地相合，“十二”之功用堪称大矣。
十二生肖最早记载，见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又见于《礼记·月令·季冬》：“出土牛，以送寒气。”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亦有“吴在辰，其位龙。”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东汉时期王充所著《论衡》乃最早完整记载十二生肖之文献。《论衡·物势》有云：“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然文中只有十一生肖，所缺者，龙也。而《论衡·言毒篇》有云：“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以此补《物势》篇之阙如，十二生肖已齐备，且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之搭配属顺序至今未改。因此，十二生肖出现当不下两千年矣。
正史中关于十二生肖使用之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北史·宇文护传》中，摘录有宇文护之母写给他的书信一封，内有“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之句，时间与之大致相同的南朝之陈国人沈炯，还有《十二属诗》传世。诗曰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将十二属相置于句首，别具匠心，流传甚广。由此可见，当时民间，已普遍使用十二生肖，以标记人之生年矣。
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是生肖纪年方式之两大要素，二者齐备且联姻，十二生肖便应运而生。前已述及，十二生肖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天下动物甚多，古人何以偏偏选择此十二种动物为属相？综观十二生肖，“六畜”皆与焉。六畜者，马牛羊鸡犬豕是也。其余六种亦乃与人类关系至为密切者，如虎、鼠、兔、蛇、猴等。唯龙乃传说中之神兽，虽不见于尘世，然无所不能，为万民所景仰膜拜者也。其实，参照图腾文化说来解释生肖文化，似可体悟出十二生肖与古人选择图腾之思路正相吻合，甚至说是古代图腾之遗存，亦无不可。
关于十二生肖之选用与排列，有根据动物每日活动之时间而确定之说。我国至迟自汉代始，即采用十二地支记一日之十二个时辰，而每个时辰相当于当今之两小时。夜晚十一时至凌晨一时为子时，此时鼠类最为活跃；凌晨一时至三时为丑时，牛类反刍正酣。三时至五时为寅时，猛虎正四处游荡觅食；五时至七时为卯时，朝阳尚未升起，月亮尚在天边，此时玉兔正忙捣药；上午七时至九时为辰时，正是神龙腾雾播雨之时也；九时至十一时为巳时，蛇类始活跃；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为午时，阳气正盛，为天马行空之际遇；下午一时至三时为未时，羊在食草；下午三时至五时为申时，此刻猴辈最为活跃；五时至七时为酉时，夜幕降临，鸡始归巢；晚上七时至九时为戌时，犬开始守夜。晚上九时至十一时为亥时，猪类正鼾睡也。关于十二生肖排列之顺序，尚有有多种其他传说，然或为民间开心解闷之谈资，或为百姓贬恶扬善的寓言，充满文学色彩，且流传之过程同时就是再创作之过程，因而确立于何时断难考证。但可以认定，生肖座次之排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代人所能完成，以当今流行之话语诠释，即“集体智慧之结晶”。它体现出中华民族先人之哲思睿智，对后世之社会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同时，可显现出干支计时方法之遗痕，以及不同个体在不同时段感受与运程有异的古老思维方式与理念。
六
生肖一词，内含二义：一是生，即生于某年；二是肖，即肖于某物。综而论之，即确信出生在某一属相之年之人，将在性格、气质、能力、运程及长处、短板等方面，与属动物相同或相近。因生于何时，乃前世修来，自身不能预知且不可更改，所以带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表现出图腾文化的深深印记。可视作历史惯性之延伸，并可从中体味古人心目中生命运程之神秘。
西方文化体系中，亦有源远流长的生肖文化，即所谓“黄道十二宫”，国人称之为“洋生肖”。其中以人和动物占绝大多数，非动物仅有两种，配之以一年中的十二个时段，并非与不同月份完全对应。西方人也同样认为，不同时段出生之人，在性格、运程及长处、短板等方面，也必然存在差异。其产生背景及文化渊源，与中华十二生肖大体近之，内涵及理念亦不乏相似之处，并可与“土生肖”相互参照，对应互补。
当今时日，生肖之概念与影响远远跨出国界，被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华文化圈”国家之民众所熟知，且根据本国文化传统而作适当调整，且予以广泛应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之加大，“生肖“、“十二属”、“属相”等概念，随华人华侨传播扩散至世界各国各地之势头更猛，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这也是中华先民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了解生肖，趣谈生肖，应用不同领域的知识从不同角度对其历史、源流、内涵、功用进行解读、阐发，无疑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与较强的现实意义。
永君按：此文为拙著《永君说生肖》之《引论》，乃经意之作。愿与诸位同道分享，并敬请斧正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