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民族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兼论共同体变革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
作者:周学文 日期:2018-09-25 浏览次数:2324

一、地域性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历史基础与现代民族国家命运

人类是群居和社会性的高级动物种群,始终以各种各样规模的大小不同的群体存在着,正所谓人以群分。能够组成命运共同体的群体,往往由多种命运攸关的因素凝聚而成: ( 1) 物质生活的生命攸关所构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 2) 精神生活和价值认同上的密切关联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 ( 3) 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权力结构存在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实际上,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是建立在共同体内部成员自愿的基础上,还有着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制约等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各共同体形成或消亡都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作为地域性共同体,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史上最晚出现的、也是最具权威性和统合力的政治权力结构形式。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是因其政治结构在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民族性统一等方面获取了合法性和向心力,从而形成上述共同体的三个根基。

首先,从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来看,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对外争取到民族独立和权利自由,对内形成统一的政权、疆域、语言文化、流通市场,推动商品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大发展,进而产生实现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富强梦。

其次,在文化共同体上,当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特征被彰显出来,进而产生民族尊严、民族独立、民族兴旺等民族意识,民族文化上升为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动员力,会以某种权威性的方式加以凝固。

第三,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政治向心力,即具有凝聚力的权力结构的确立,表现为从一般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效忠指向。民族国家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政府和公众对公共福利负有责任的思想基础上,通过制订宏大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具体政策,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培养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需要指出的是,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完全出于某种主观愿望,而是有着共同体内在和外在诸多因素决定。从外部看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利益密切关联的整体,从内部看共同体内的成员往往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富与贫之间的阶层分化、地位差别和阶级对立。这种内部矛盾也是推动共同体发生变化的因素。从共同体规模变化的历史趋势看,人类历史上的共同体规模逐渐由小到大的发展衍变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由地区或区域性的宗族种族团体,到民族国家,最后走向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二、世界历史趋势下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扩展

( 一) 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与人类命运的改变

从相对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单一性的民族历史转变到世界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资本主义兴起使产品普遍采取商品的形式,特别是劳动力成了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这一最关键性因素,使资本主义的本性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强烈追逐,不断打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所有市场界限,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从而不断消灭旧的生产方式,不断将新国家纳入商品经济体系,形成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而且,这种转变将民族命运乃至个人命运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也开始步入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整体性历程。

( 二) 不能再用外部刺激和挑战的旧眼光看待世界历史潮流下的人类命运

世界历史对于各地域、国家、民族命运的影响不仅是外在的,而且具有内在规定性。其一,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并非先验的主观力量或偶然因素使然。其二,世界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即发展规律,它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卷入进来并按照世界历史的规定性重构自身道路。其三,其影响是永久性的、全局性的、难以逃避的,对手也不再是确定的、个别的、可以消灭掉的有形国家,而是不断变换聚合的无形力量,它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人都不再愿意也不能够自我封闭和孤立发展。

由此,任何地域、民族或国家历史一旦纳入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进程,就不可能再逆转回来,就必然遵循世界历史的逻辑,民族要生存、发展、兴旺,国家要发达、强盛、崛起,就要顺应历史潮流、融入历史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并且通过自身发展进一步推动历史潮流,而不是反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不应固步自封、孤立发展。

( 三) 从少数列强主宰世界到各民族国家共命运的时代变换

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要达到共命运需要努力达成: 其一,走出由资本主义列强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阶段,消除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消除大国的民族沙文主义及其命运的例外论。其二,国际交往的充分发展使得各地域民族或国家利益密切关联在一起,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不再闭关自守、独自发展、独善其身,而是彼此相互依赖、命运攸关。

三、世界历史新进程推升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建立在科技迅猛发展和生产力飞跃进步这一根本动力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等一系列变革正在发生,全人类的普遍交往正在形成,人们关于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深刻共识正在达成,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了物质文明的客观条件和变革世界的实践基础。

( 一) 科技大发展推动信息时代的人类交往革命

以新科技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不仅重新改变了世界分工,而且使得地球人之间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自然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产生互联互通和相互影响,其趋势就是不断将全人类的命运关联起来。

 

( 二)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模式

世界历史正是在国际分工、商品交换、相互依赖等国际交往不断加深推动下向前迈进,当新科技革命使得生产力获得飞跃性发展之后,世界历史将产生阶段性跨越,经济全球化必将呈现新态势,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大西洋重心向太平洋重心的转移,以美国霸权为特征的旧时代已经悄然发生新变化。所有这些预示着人类命运将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又具有中国特色,让世人看到世界历史趋势变革的希望。因为中国主张无论国内或国际上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和平共处、合作发展、共同繁荣,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共享共治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三)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现实基础的主观努力

新时代人类命运的关联性,只是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是与他人相关联的,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还有待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奋斗。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信息化时代,反全球化现象也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正说明了靠丛林法则、单边主义、零和游戏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之后的自我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全球共治、共同发展。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和交往能力的提升,已经提供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物质基础; 不断加深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世界历史已经推进到全人类命运攸关的阶段,从地域性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已经开始扩展到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以下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努力至关重要。

1. 争取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实践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遭受了苏联东欧上个世纪末改革失败的严重挫折,更让世人瞩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长期的探索过程,现在依然处在初探阶段。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的曲折性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

2. 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危机与人类命运危机的内在本质,促进人类的普遍觉悟。

社会主义和人类共同体的当下命运还受制于资本主义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与人类厄运的关联,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理性的力量的回归,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人间正道。

人类自由解放必须同时具备全球性的财富积累和人类的普遍认知,也就是物质文明和交往文明的极大发展,这两者依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飞跃发展,这就需要以高科技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建立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之上的人类交往,将地域性的存在扩展为世界性的存在,将人的活动归属从地区性的共同体扩展为世界性的类活动,使人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际地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利用全球资源进行全面发展的能力,也将通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及个人之间实实在在的利益关联和感知,实现物质流通和认知交流等交往的充分化,从而促进人们认识领域的彻底变革和新型生产方式的构建共识,实现人类对世界资源共同占有基础上的财富共享,从而达成全人类共命运的状态。因此,当今互联互通等技术的广泛运用,不仅将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和步入变革的新进程,而且将不断加快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原作者曹泳鑫)

 

 

文章来源:周学文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网站技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 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