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 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行动在新疆的生成和存续其实有着极其复杂的外部影响因素, 国际社会政治关系变迁对民族主义思潮泛化的利用和推动力不可忽视。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的行动主体, 为谋求各自目标常常形成相互借助之势。 历时的看不同行动主体所要分裂的国家政治形态也同时存着很大的差别，这些行动一般表现为来自于境外特定国家主体或力量, 利用一定的历史文化或地缘联系, 选择支持某一群体的少数成员, 并借其进一步召唤、动员和组织其他社会成员共同行动, 形成解构既存国家政权的力量。在新疆, “双泛”的影响是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衰节律成是决定和影响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生成、持续最重要的国际因素。

从一定意义上说, 一部百年中国近代历史，是统一多民族主权中国确立的历史。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历史因素和历史进程皆受这一时代的约束和局限, 这也是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生成并难以消解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在这个历史时期, 民族主义随着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登陆中国, 那些社会先觉者有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动员, 这一动员中吸纳了西式民族主义思想, 由此使中国在卷入资本主义浪潮之时, 也成为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地。于是, “民族”的紧身衣不由分说地穿在王朝更迭中运行数千年的古老国度, 因此, 这个地域广阔、文化多样的古老王朝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面临着新运行逻辑的改造。新疆则是这一变局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 沙俄为强化对中亚地区的统治, 向中亚地区大量移民, 强占哈萨克、柯尔克孜人的牧场, 导致一部分牧民逃入中国新疆。1916年9月, 俄国革命爆发,大批难民向新疆腹地疏散, 强占大片牧场, 与当地中国牧民发生冲突。这些逃民虽然大部分于1918年回到俄国, 但仍有不少居留新疆, 1927年后加入中国国籍。 在资本主义时代, 紧邻中亚这一在国际政治中的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区域, 也成为新疆民族分裂生成的地理环境因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过:中亚这个“夹在斯拉夫、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华文明之间, 见证了从希腊到蒙古的征服者在这里纵横驰骋, 以及从意大利到朝鲜的商人在其绿洲上勾心斗角, 任何一方都在这里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特定的地理区位和各种文化在此竞争正是后来“双泛”  等思潮在这里兴旺发达和并走向极端的历史条件。

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生成从源头来看属于外源输入型, 其生成节律恰逢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之时。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 在一定程度上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生成最具影响的国际因素是奥斯曼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中受冲击和挑战时社会反映的远播。在穆斯林世界面对强大的西方殖民力量中, “双泛”得以产生, 且借助宗教之力日益深入新疆社会生活。

“双泛”借助于宗教交流、来往商人、留学生以及土耳其人所办学堂等, 不断在南北疆部分宗教上层和社会精英中产生影响, 于是, 他们在个人政治目标追求过程中, 将自身的政治认同构筑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这个进程又与维吾尔社会近代化进程同步, 摆脱王朝臣民身份, 借助伊斯兰教动员功能, 抬升自身政治地位, 在“双泛”基础上寻求社会同一性, 建立迥异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社会成为一些人的重要政治目标。这一历史时期, 国际社会对新疆最强有力的影响者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受地理区域和文化差别的影响, 以中国内地为中心的三民主义在新疆影响强度则远逊于源自土耳其、中亚等“双泛”社会思潮, 王朝中国的千年变局为民族分裂主义生成提供内在动力。

国际共产主义动员进程是新疆境内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日益扩大影响并成为开拓新型民族关系建构时代的思想动力之一。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 新疆在革命话语形成同时, 事实上已成为苏联应对国际压力、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应对国际国内危机、新疆境内新旧势力权益争斗等各方之争的权力场，这一时期新疆社会的革命行动具有显著的民族分裂主义表征, “双泛”已形成的理论成果在革命话语中也被充分利用并进一步系统化, 革命行动的目标在“解放”指引下谋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

民族分裂主义得以寄生于革命行动之中是当地社会结构的必然, 也有着复杂的国际因素直接影响, 其中苏联的建立及其在中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这一时期关键的因素。具体路径则多种多样:

——借人口流动而扩展的社会思想传播和社会冲击。

——英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动员和利用。

——中亚留学生及民族主义思想传播。

——蒙古和苏联对新疆反政府力量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后期, 由于内政外交失利, 加之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受军阀政治分割牵制, 特别是国共关系未能走向制度化调节的轨道, 使得像新疆这样的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方向选择更加复杂化。以解放全人类为指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苏联建立后, 无论是在理论, 还是在实践上都面临着致命的挑战, 苏联通过建立联邦制和特定的政治手段消弭或压制了本国社会的民族分裂主义, 却同时利用中国边疆各族民族意识提升的条件, 支持在革命和解放中寄生的民族分裂主义, 借助革命维护其自身政治军事利益。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由于苏联的支持、动员而走向历史最高潮, 以致于通过动员和利用巩哈暴动成立革命政权, 给双泛寄生创造了良好条件, 也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复杂化埋下了历史病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在推动国家整合进程中发挥了制度化作用, 总体上消解了民族分裂主义。那么,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则使新疆社会发展陷入新的复杂境况, 在此期间, 中苏关系的恶化给民族分裂再动员提供了历史条件。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期间, 苏联再次动用“民族自决权”这一工具, 对新疆社会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动员。自1963至1982年的20年间, 苏联设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电台, 每天以4-6小时间交替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语, 集中对新疆展开宣传攻势。据统计, 曾发布广播文章、讲话、谈话等各类文章共约2万余篇, 3, 000万字之巨, 内容涉及到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民族、宗教、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特别着重宣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伟绩, 号称“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 新疆“要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 应该给维吾尔人民“民族自决权”。 苏联的动员、国家实力增强, 以及其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使新疆少数心怀异志者幻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实现其分裂国家的目标。

与此同时,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 中东地区也兴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并广泛蔓延至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 这一运动特征也以鼓吹“圣战”为工具, 动员实施恐怖主义, 试图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由于地缘和宗教文化间的联系性, 这些运动也成为影响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20世纪90年代, 冷战格局打破, 第三次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兴起, 以国家裂变为目标的民族分离运动涉及欧洲、美洲、亚洲等很多国家, 这股浪潮源起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演变过程, 是这些国家数十年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中政策失误和实践错误的必然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推进, 新疆面临全新的国际环境, 民族分裂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披挂上阵, 借助开放的社会环境复活并直接影响新疆社会稳定。自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境外谋求新疆“独立”的组织活动加剧且呈现由分散活动向聚集化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末, 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 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 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 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 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 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 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 加强对境内“东突”分裂组织的扶持和领导;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 开展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 扩大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宣传, 煽动宗教狂热, 最终目的就是发展扩大“东突”分裂运动。

“东突”分裂组织派大批成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参加实战锻炼, 并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余个训练基地。

20世纪30年代维吾尔民族意识在“双泛”等复杂国际环境中生长, 周边国家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这一态势, 染指中国国家政治统一, 其中, 土耳其的因素自然不可忽视。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 美国也曾派员试图影响新疆形势发展走向。今天, 美国政府对涉疆问题最根本的政策目标是利用动员新疆的民族意识, 将涉疆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一个有效战略手段。

原载于《兰州学刊》2018年第2期，作者：周竞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