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共和国是南美洲第三大国，总人口2212万（1993年），其中印第安人占41％，印欧混血种人占36％，白人占19％，其他人种（即黑人、少数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华人和日本人等）占4％。另外还有近200个印第安森林部落约10万人分布在东部原始森林地区。
    在秘鲁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印加文化是秘鲁最早的印第安文化。秘鲁印加帝国时期（约1430-1532年）土著印第安人的克丘亚语、艾马拉语和普基纳语是最主要的族际交际语，其中克丘亚语是法定的官方语言。以克丘亚语作为印加帝国时期宫廷教育的主要用语，对于加强印加帝国内部各民族间的凝聚力是十分关键的，而这种凝聚力又成为巩固和保持印加帝国统一的必要保证。但在1532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建立了西班牙人在秘鲁的第一座城市——圣米格尔德皮乌拉，拉开了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的序幕。1533年，皮萨罗攻占了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西班牙人成了秘鲁的新主人，印加帝国变成了西班牙的新殖民地。从此，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鲁揭开了长达289年（1532-1821年）的殖民统治，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及其语言教化等方面，极力向被征服的新大陆民众推行一系列的西班牙化政策。
    一、秘鲁总督领地的土著语言与西班牙语化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把秘鲁的一切财富都攫为己有，于16世纪40年代(1544年)在新大陆成立了秘鲁总督区，在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西班牙化的扩张政策。教皇亚历山大16世敕令，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西印第安委员会的管理权。在西班牙，西印第安委员会是新大陆事务的有关立法，司法和执法的领导机构。新大陆的所有事务都委托秘鲁总督区的总督直接管理，总督是每个领地的核心长官，并在西印第安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其职责。西印度委员会则任命巡查员，定期对每一总督领地的行政事务作出评估。秘鲁总督领地包括除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其下设有基多，利马和查卡斯3个枢密处(是听取讼案、监督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顾问枢密机构，其权力在总督之下)。在西班牙王国的领导下，宗教代理人和殖民者在新大陆扮演着多种文化角色。
    为了便于统治，促使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西班牙人将印第安人从村庄里驱赶出来重新安置，几个村庄组成一个城镇。在这些设有防御工事的城堡里，西班牙修道士们控制着印第安人的生活、语言、及其文化教育。
    由于西班牙人的到来，作为官方语言的克丘亚语被西班牙语所取代，很多印第安部落放弃了克丘亚语，在各种场合使用本部落的语言。在殖民地时期，教会对教育实行着某种形式的垄断，宗教团体通过修道院和教区，控制着印第安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班牙对秘鲁的征服是宗教的征服，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印第安人，各教派的执事都认为，用印第安人的语言布道，皈依天主教的人会更多。相反，使用西班牙语，印第安人既未获得可接受的新思想，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创造性的能力，他们只会鹦鹉学舌地死记硬背祈祷词。出于这些考虑，秘鲁当局和西班牙决策者决定有选择地推广一种或几种印第安语。他们设置机构，选拔人员，开始这一崭新的语言推广工作。而会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比不会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更容易得到如市镇议事会成员等领导职位，有的印第安双语人还担任西班牙官员的翻译。
    1552年，秘鲁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颁布法令，允许枢密处在印第安事务中雇佣翻译。最初，王室要求推行西班牙语，但由于宗教裁诀要求用土著语举行圣礼，王室领导人和印第安委员会便同意在宗教事务中使用艾马拉语和克丘亚语。16世纪末，这两种印第安语言的使用人数便不断增多，使用范围扩大到文字、宗教仪式和布道中。
    17世纪初，艾马拉语在西班牙宗教社区的传播受到冲击，使用艾马拉语的教士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克丘亚语。克丘亚语在西班牙人接管印加帝国之前便已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已成为通用语的身分稳居所有土著语言之上，在秘鲁总督区某些方面的功用甚至超过了西班牙语。西班牙官方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等事务中使用克丘亚语，是印加帝国业已开始的推广克丘亚语的继续，艾马拉语却未能保持其共同交际语的地位。由于克丘亚人在殖民时期的区域性和地方性行政机构中控制着劳动力和农产品的分配，大部分管理机构和人员在商业和政治生活中都使用克丘亚语，克丘亚语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修道士们用克丘亚语翻译教理问答和布道词，并为之配备语法书。
    后来，修道士们用克丘亚文字材料传播基督教，但是，克丘亚语译本与原教义误差很大。1550年7月，查尔斯五世写信给新大陆的代表，认为“最完善的印第安语”也不能令人满意地，毫无缺陷地传达基督教义，因此提议向印第安人传播西班语。该提议反映了西班牙本土的决策者对印第安人的现状知之甚少。他建议印第安人学习西班牙语，应为他们开办学校配备师资，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入这些学校学习。在查尔斯五世的感召下，多明俄会修道士在安第斯高原为印第安人开办了60多所小学。但宗教领袖认为，土著语言是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沟通的主要工具，传教士们继续用印第安诸语传授天主教教义，并着手解决土著语言的标准化问题。
    但在整个殖民时期，在教化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臣服殖民者的统治方面，是用土著印第安人语言还是完全用西班牙语教学所展开的争论自始至终都相当激烈。已在印第安人地区工作达18年之久的方济各会修士朱宜加认为，忽视印第安人的语言学习是造成传教工作陷入窘境的直接原因，他提议推行一种强有力的西班牙语化政策，要印第安人在一、两年内学会西班牙语。而菲力二世并不认为这种语言政策上的激变绝非是成功的有效途径。1588年，菲力二世发布敕令，严禁西印第安地区聘用任何一个不懂克丘亚语的教区修道士或各教派成员。虽然菲力二世为扶持印第安语连续下达命令，但是秘鲁传教士们并未认识到最早的修道士为语言政策的制订开辟了正确的道路。1596年初，西印第安委员会向菲力二世递交了一份奏疏，建议对秘鲁的印第安人实行一项强有力的西班牙化的语言政策。西印度委员会宣称在新大陆当前盛行的灵活的制度下，印第安人应当学习西班牙的风俗和西班牙语，应当信仰天主教，这样才能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驯服臣民。
    1596年7月，菲力二世以个人的名义向多明俄会，方济各会和奥古斯丁会发出呼吁，认为如果传教士在小学象传授天主教教义一样教授西班牙语，印第安人儿童就会在成长过程中学会西班牙语，后来菲力三世继续执行他父亲对印第安人儿童进行西语化的教育政策。然而，到菲力四世，殖民地的语言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了1634年，菲力四世向各个大主教和主教签发了一道强硬的命令，要求传教士和印第安人教师用“最文雅的手段”，向所有秘鲁总督区的印第安人讲授西班牙语。菲力四世实施的这项西班牙化的语言政策，不仅提高了印第安人学习和理解教义的机会，而且为统治印第安人、改变他们的信仰和文化习惯带来益处。以后的西班牙国王虽没有对克丘亚语和任何一种前秘鲁通用语提出正式的制裁，但在整个17～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的法令，都促进印第安人学习西班牙语，而不是印第安语。于是，在殖民者一踏上新大陆，就竭力主张西班牙化的殖民语言政策最终完全得以实施。西班牙殖民者用强权在新大陆推行的西班牙化政策，加速了秘鲁印第安民族及其语言灭绝的进程。
    二、秘鲁殖民地时期的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宗教征服，秘鲁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文化教育兴办之初就具有教区的特点。教会对教育实行着某种形式的垄断。通过修道院和教区，宗教团体建立起一批学校。教堂成为了教化秘鲁印第安人信仰天主教，臣服西班牙殖民统治权威的场所。
    由于内战频繁，土生牧师与西班牙牧师之间，僧俗牧师之间领导权的更迭，教团控制的学校，在安第斯山乡村地区从未能够保持稳定。而安第斯山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又使许多牧师只能呆在城镇和设有防御工事的城堡里，教会创办的学校是完全西班牙化的机构，文化教育只在表面上进入大部分印第安人的生活。在殖民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内，西班牙王室推行西班牙语化政策，其目的是促使印第安人都信仰基督教。起初，兴办教育主要是为了半岛人（即在西班牙出生，被派往拉丁美洲任职的西班牙人）的子女能获得知识，后来的学校虽然也向温顺的梅斯蒂索人（即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后裔）敞开了大门，但教育机构主要是为富家子弟和少数有担任教士职务天赋并领取助学金的穷苦学生而兴办的，大多数印第安人子弟无缘接受教育，特别是中层印第安人和黑人，连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也没有。耶稣会传教区里的印第安人和获得自由的部分黑奴，最多也只能受到基本字母和体力劳动技艺的教育。尽管查尔斯五世和菲力二世等曾下令为土著印第安人贵族开办学校，让印第安人进入学校学习西班牙语，然而最终能真正在秘鲁总督辖区开办的学校却寥寥无几。可以看出，在新大陆，自16世纪以来知识的威望，主要建立在由少数文化人所成就的征服功业上，而不是建立在公共教育的发展程度上。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高等教育受到的关注远远胜过中等教育(如：1580年，菲力二世命令在利马、库斯科和基多的主教监督下，在圣马科斯大学设克丘亚语的特别教授职位，1588年秘鲁总督要求在基多为杰出的克丘亚语教师提供一个教授席位等)。然而，这是出于需要对将要为政府和教会服务的那些人进行训练所做的举措。在殖民地时期建立起的几所大学，除1522年创办的圣马科斯大学(南美洲最古老的大学)从未间断外，其余大学如库斯科大学(1692年)，基多大学(1787年)都因种种原因而时办时停。因此，殖民地时期的文化教育，除了王室成员及其后代、印第安部族首领及子孙和其他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权阶层这一少部分人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和培训外，大多数的秘鲁公民都没有接受正规化教育的机会，陪伴他们的是文盲和无知。
    显然，在殖民统治时期，甚至到了1821年秘鲁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建立秘鲁共和国之后，这种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殖民化的文化教育形式仍未有多少改变。因为，自西班牙殖民者踏上新大陆后，无论是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1821年起），上层统治者所倡导的文化教育，不是为了鼓励土著语言和文化教育得到发展，而是要达到完全西班牙化的目的。统治者始终关注的不是对本土语言的忠诚，而是鼓励土著人遗弃本土的语言和传统文化。
    三、秘鲁殖民地时期的语言教化政策
    1533年，西班牙人皮萨罗的征服，终止了安第斯山文化的独立发展，宣告了一个国外力量征服时代的来临。为实现了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印加帝国实行的推广克丘亚语来实现语言统一的政策，也随西班牙殖民权威的建立而被废止了。新大陆的语言使用状况已随之发生了变化。西班牙语被强制认定为统治语言，而且，随着殖民主义势力不断向东部地区推进，西班牙语与丛林语言集团也开始了频繁的接触。殖民时期的多语特征也显得更为复杂。西班牙语取代了克丘亚语的官方语言的地位，面对有书面文字传统的西班牙语所显示出的优势地位和所代表着的一种强制性的书面文化，只有着口头文化传统的印第安语言只能向后退却了。这种变化导致印加人已经消除的语言障碍再次出现、曾为官方语言的克丘亚语已经变为少数统治者的语言，而被征服的广大民众意识到语言统一必须以废止克丘亚语的合法地位为代价时，他们便反复强调他们语言的差异性，很多印第安部落便放弃了克丘亚语，转而在各种场合使用本部落的语言。这样，由于殖民者的到来，“印加人曾经精心试图消除的语言复杂性和多样性再次出现了，以至于现在的印第安人要比互依纳•卡帕克(Huayna Capac)时代使用更多不同的语言，(Garilaso 1963［1609］:book VII, Ch, 4, 249)。”于是，殖民者所碰到的语言障碍只能通过翻译来解决。很多当地的贵族阶层及部分土著居民充当了翻译，他们利用通用语知识，与母语不是克丘亚语的当地贵族阶层进行联系和交流，克丘亚语从而成为建立殖民权威的工具。
    当殖民权威得到加强和巩固后，大批的混血居民作为天生的双语者，成为联系讲西班牙语的上层统治阶级和讲土著语的下层民众的重要纽带。而来自西班牙共和政体的官员们并不需要学习印第安人的语言，因为除了宗教和政治控制的需要外，他们并不关心对被其征服的土著文化的理解或阐释。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贵族阶层及其民众都开始学习西班牙语。非克丘亚语群体对学习西班牙语持欢迎的态度，克丘亚语作为一种通用语，成为西班牙人加强其殖民统治的一种有力的工具。
    西班牙语是整个殖民地时期的最高的统治语言，国家想更想直接地控制被征服民众。面对新大陆所呈现的语言障碍，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语言问题，这就是用哪种语言对土著居民进行精神上的征服。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西班牙语，就是印第安人自己的语言。殖民统治者认识到，只有使用印第安人自己的语言，他们才有可能理解并信服基督教的教义，进而抛弃他们原来的非基督教信仰。根据这一观点，第一届利马委员会(1552年)确认了必须把征服者的语言用于宗教教学。通过这些语言，西方的福音才能得到传播。第三届利马委员会(1582—1583)根据这种意见提出了最富有活力的规章，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主要是经济处罚)，要求传教士和教区神父必须学习印第安语。教区的神父们尽管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但他们很少去努力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和宗教，主要靠翻译进行沟通，他们对土著语言的轻蔑态度表露得很突出。何塞•德•阿科斯塔在其著作中(参见Acosta 1954［1588］:book I,ch,9,519)指出：“我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厌恶(学习印第安语)。人们长期以来都不喜欢这种土著语言，忽略它的存在。人们进而歧视它，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人们认为和印第安人打交道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尤其是使用印第安语言的时候。”与这种态度相反，官方至少还是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编写了克丘亚语的礼拜仪式的书，教义问答集和宗教忏悔书，1584年的教会还进一步想把一本教义问题课本的用法标准化，同时还在1580年，在圣马科斯大学设立了克丘亚语的特别教授职位，在基多为杰出的克丘亚语教师提供一个教授职位。用大的土著语作为一种基督教化的工具，殖民统治者很自然地选择了克丘亚语，艾马拉语和普基纳语。后来，才开始考虑其他地区性语言。
    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在考虑把土著人自己的语言作为基督教化首选工具的同时，对土著贵族的教化也成为西班牙化优先考虑的事。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建立了专门的学校，这些专门的学校都由耶稣会管理，因此，西班牙化以后的土著贵族阶层成为殖民统治的强有力的文化传播者和有效的统治工具。西班牙国王通过土著贵族的中介作用，巩固和加强了他们在新大陆的殖民权威。但从一开始，这种政策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抵制。政治、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意见都提了出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帝国正在寻求通过语言的统一达到国家的统一，鼓励使用土著语言的作法是与帝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的。(2)印第安人不学习西班牙语，坚持其非基教信仰，这和基督教化的精神相抵触。(3)土著语言虽然有语法体系，但依然是一种原始的语言，不适于用来传递当今的信息，如用土著语言，这些信息有可能被歪曲。
    语言政策中最激烈的变化发生在查理三世统治期间。他发布命令，强行要求美洲人都要西班牙化，当时正是印加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候。吐潘•阿马努(Thupa Amaru)的暴动被残酷镇压后，在民族语言和文化方面，也开始推行压制政策。那些耶稣会教士，也曾是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热情的实践者，但1767年他们受到驱逐，于是他们管理的学校很快关闭了，直到共和国时期才重新得以恢复。通过这些方法，土著语言(主要是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影响大大削弱了，混血人用混合语创造的宗教和非宗教
    在新大陆，自殖民统治以来，西班牙人在安第斯山高原地区向印第安人推行的一系列推广措施(虽然有些措施最终未能实施)，主体上反映了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力求以西班牙语取代土著印第安语的非本土化政策。
    四、秘鲁殖民时期非本土化语言政策的遗留后果
    西班牙殖民者在新大陆长达289年的统治以及一踏上新大陆极力推行以西班牙语取代土著印第安语的非本土化政策，打断了安第斯山文化的独立发展，瓦解了安斯山丛林社区的部落组织结构，原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本土语言及其文化教育也随之被一种国外殖民势力力强制性推行的一系列非本土化政策所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势力对本土文化的渗透也随之加强。虽然，1821年秘鲁摆脱了漫长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距真正的解放还很遥远。新的统治者所代表的只是上层土著阶层的利益，采用的依然是西班牙殖民者一贯推行的非本土化政策，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仍不可动摇，而土著语言的从属地位也将长期延续下去。另外，长期的由于殖民统治，许多丛林社区的部落结构组织被瓦解，导致了许多部落的语言转用或一些语言的彻底消亡。同时，混血人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对土著语言和土著文化的歧视日益加重，最终这种被外来势力同化或渗透的社会结构组织中，讲西班牙语的人在不断增加，讲土著语言的人日渐减少。据怀斯的统计，目前，在秘鲁已灭绝的印第安语达84种，濒危或正走向灭绝边缘的语言有十几种，它们分别是：阿巴瓦卡语(Amahuaca, 500人到9000人)、卡帕纳瓦语(Capanahua, 350人到2000人)、卡西沃语(Cashiba, 1000人到2000人)、卡西纳瓦语(Cashinahua, 850人到2000人)、库哈雷尼奥语(Cujareno, 20人到100人)、 尔斯科纳瓦语(Isconahua, 28人到50人)、马约鲁纳语(Mayoruna, 550人到1500人)、莫努力纳瓦语(Morunahua, 150人)、帕尔克纳瓦语(Parquenahua, 200人)、皮萨沃语(Pisabo, 100人)、萨拉纳瓦语(Sharanahua, 1000人到1500人)、西皮沃语(Shipibo, 11300人到20000人)、米纳瓦语(Minahua, 200人到2000人)、马里纳瓦语(Marinahua, 1500人到1000人)、马斯塔纳瓦语(Mastanahua,1500人到1000人)等。
    毫无疑问，西班牙化政策在秘鲁的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河丛林地区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印第安民族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时至今日，从西班牙殖民者那里遗留下来的西班牙化政策仍然根深蒂固，这是殖民长期统治以及在共和国时期仍在安第斯高原实行不平等条件下的语言竞争和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 胡世建编著《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5月。
    3. 郝世远、阮西湖主编《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拉丁美洲和北美大洋洲篇)，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4. ［秘］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古《秘鲁的印第安人问题》，《民族译丛》，1983年第6期。
    5. ［美］H.塞顿•沃森《关于西班牙语美洲民族形成问题》，《民族译丛》1984年第4期。
    6. 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
    7. 普忠良：《官方语言政策的选择：从本土语言到殖民语言——秘鲁语言政策的历史与现状问题研究》，《世界民族》1999年第3期。
    8. 乌同康:《印第安语言、文学的复兴》，《世界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9.［萨］亚历杭德罗•马罗基《拉丁美洲印第安政策的成败》，《民族译丛》1989年第4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丛书》编辑部编，《拉丁美洲列国志》,重庆出版社，1988年。
    11. 朱伦编译《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概况》(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编印。
    1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13. Acosta.j.de(1954［1588］). De procuranda indorum salute o predicacion delevangcho en la Indias. In Obras. 389-608. Madrid: Biblioceca de Autores Espanoles.
    14. Adelaar, Willem F.H., 1991,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blem: South America."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Robins, R.H., and E.M.Uhlenbeck eds.,45-91, Oxford: Berg.
    15. Albo, J. (1980). Lengua y Sociedad en Bdivia 1976. La Paz: lnstituto Nastonal as Estadistica.
    16. Ballon Aguirre, E. (1983). Multiglosia y poder de expresion en la sociedad peruim Educacian y Linguistica en la Ama=onia Peruana, A. Corbera (ed.).17-27 CAAAP Publicaciones.
    17. Cerron-Palomino, R, (1989), Language Policy in Peru: a historical Overvi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77:11-33.
    18. Cieza de Leon, P.(1967［1550］)El Senoric de los Incas. Lima: Instituto de Fstudun Peruanos.
    19. Degregori. C.(1978). Indigenismo, clases sociales y problema nacional. In Indigenismo clases sociales y problema nacional, C. Degregori et al. 17-51. Lima:CELATS.
    20. Garcilaso de la Vega. I.(1963［1609］). Contratarios reales de los lncas. Madrid Biblielas de Autores Espanoes.
    21. Middendorf.E.W.(1959[1891]).EI muchik In Las leguas aborigenes del peru.Lim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on Marcos.
    22. Partial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from "Multilinguismoy politica: diomatica enel Peru" AllPanchis. 29-30, 1987. Cuzco. Peru. Translation from the Spanish by Catherine Pla and Andrew Brown.
    23. Paulston, C.B.1992. "Linguistic minorities and language policies: four care studies". In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s. Fase, Willem ed.. Amsterdam: John Benjam ins.
    24. Pozzi-Escot, I.(1984). El castellano como segunda lengua. Cielo Abierto X (30). 37-46. Ribeiro, D.. and Wise, M.R.(1978).Los grupos etnicos de la Ama=pnia Peruana. Lima: Ministerio de Educacion and Instituto Linguistico de Vera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