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馆干了大半辈子，每次在书库巡视整理典藏文献的时候，都为从中看到我们新中国经历的风雨里程而感叹。不仅是图书的内容，就是文献本身蕴藏的信息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馆是1956年建馆的。建馆后入藏的第一本书，是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编的《俄语语法》，这本书由北京时代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1953年3月出增订版，到年底已出了第4版，看来是销路极佳。这使我们想起当年中苏友好的火热岁月，一曲《莫斯科—北京》唱得人热血沸腾，我们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尊称苏联人为老大哥，年轻人争相学习俄语，那时我们看了多少苏联电影和小说，苏联英雄的形象激励我们成长。苏联也帮助我们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现在一些老同志唱起前苏联的歌曲，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还是那么动情。
    建国初期的旧书里，一些小册子的标价都是几百元或几千元，年轻人常常不知是怎么回事。临近解放之际，党中央为了适应新形势，统一原先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于1948年12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早期的人民币。由于历史原因，那时的币值非常大。1955年3月起，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又发行了新的人民币，新币1元兑换旧币1万元。也就是说那时几百元的书价，不过相当于后来的几分钱。由于是建国之初，人们的工资水平还不高，那时的书大都几角钱一本，最便宜的书有定价8分钱的。如是在旧书市场上买的，商家还会把打折的书价写在后面，再盖上章。那时人们办事真认真。现在国内一本书定价几百元的也已屡见不鲜了。
    如果经济学家研究建国后物价的发展变化，图书可以说是最好的切入点了。所有书价都明确地标在书后，比较起来很方便。一本《新华字典》1978年版的定价是0.97元，1980年定价1.10元，1985年定价1.45元，1998年定价11.00元，2004年已是15.00元了。同时从中也可看到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生活还不富裕，一部《辞海》分印成许多平装的分册，有哲学分册、历史分册、文学分册等，每册也就定价几角钱，人们各取所需。那时人们在路上如果抱着一部很厚的大书走过，都挺让人羡慕的。现在一部大《辞海》，一次书市卖出几十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著书的革命家中，给我深刻印象的有陈昌浩。他一生经历坎坷。馆里有他1939年著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二卷），《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以及后来翻译的《列宁文集》（二卷集），还有他建国之初主编的《俄华词典》。陈昌浩1905年10月出生于湖北汉阳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考入武昌大学，1927年9月被党选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不久，即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政委。1936年10月下旬，为了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陈昌浩作为西路军主要负责人，和徐向前率部踏上了西征的悲壮历程。那时他不过是个31岁的青年。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演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2万多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但长期以来他们却在政治上蒙受着不白之冤。兵败之后，陈昌浩辗转来到延安，最后赴苏治病并在那里从事翻译工作。建国后，陈昌浩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对自己当年的错误愧悔不已，多次检讨。1962年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聚会时，他热泪长流，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一旦。每当想起这些英灵，我就如万箭穿心。”“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呀。”文革中，陈昌浩不堪迫害，于1967年7月吞服安眠药自尽，离开了这个令他痛苦和困惑的世界。人的命运是极不相同的，有的人有三起三落的豪迈，也有的人有不堪承受之重。
    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学者，他们在文革中被罗织罪名，受到迫害，命运让人感叹。我在翻看一些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文集时，发现他们当年也曾在一些运动中说过错话，批判过别人。说这些，我一点也不是想纠缠历史旧帐，只是想说，人们的认识是多么受制于时代。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和自身的局限性做斗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一定应该冷静，实事求是。现在的青年不知是否能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今天宽松的社会环境是来得多么不容易。
    这里可以随意浏览一些经典著作的著名版本。我们这有1938年6月出版的 最早的《鲁迅全集》。全集共20卷，木板红漆布面精装。蔡元培先生为之做序：称鲁迅先生为新文学的开山者。《鲁迅全集》是现代中国作家第一套多部全集，它的出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以后又多次再版。鲁迅先生辛勤笔耕，一生留下400多万字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版本有上千种，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罕见的。现在这套全集的首版，已是弥足珍贵了。馆藏还收有《毛泽东选集》的重要版本，一个是1948年5月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是当时装帧最好的版本，发行量也最大，达20000册。还有一个是1948年3月的晋冀鲁豫版，分上下两卷，这是当时收集文章最多的《毛选》。此外还有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的线装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物出版社1958年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和1963年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些现在都具有极大的收藏价值。据有关资料统计，国内外共以84种文字（计有汉文、14种少数民族文字、67种外文、世界语、盲文等）出版了8300多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其中国内出版7000多种，国外出版1000多种，涉及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于册数，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毛主席著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现在毛著已经成为重要的收藏品。
    有时我还随手拿起《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翻阅。作为翻译著作，其用词的精巧，表达的恰当，概念的准确，文气的流畅，读起来给人一种酣畅淋漓赏心悦目的快感。当年大力学习马列著作的时候，很多人文化并不高，但在阅读方面没有碰到太大的困难，这和译文质量很高有极大的关系。无论就当时国家重视的程度、政治因素的影响、译者的才华，都促成了这些译著的成功，真是千锤百炼的精品。就水平而言，现代的其他译著里，估计没有一部能出其右。现在的一些翻译作品，译者心态浮躁，常常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刚过六级的学生，仓促上阵，既乏人生阅历，又少审美情趣，加之中外文功力不足，译文生硬呆板，漏洞百出，读来味同嚼蜡。对译文质量的下降，已有不少学者发出叹息和警告。
    建国之初，我国教育落后，文盲充斥，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这样的国度里建成社会主义是难以想像的。党在这方面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开展文字改革运动。这里包括汉字简化和推广汉语拼音。1956年，国务院颁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方案的推行为学习汉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1964年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修订，并发布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简化字总表》又做了一些小的调整，共收2235字，成为现行简化字的规范。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曾公布过一个《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称“二简”。由于这批简化字存在的问题很多，没怎么正式使用就废除了。馆藏有当时一个出版社使用这批简化字出的一本书《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葬壁画》，书中很多字看起来似是而非，使用偏旁部首成字，中文不中文，日文不日文，就像错别字一样，让人啼笑皆非，作为使用“二简”印制出来的文革本，这本书也可以算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特殊本子了。1958年2月，国家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这确实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馆藏的图书里深印着当时的烙印，一本1960年出版的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注音本，纸质虽已发黄，但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都规整标准地用汉语拼音注在汉字上。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汉语拼音对照本了。建国后，我们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走过怎样艰难的道路。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一些西方港台思想文化的著作大量涌进国内，现在已很平常躺在架子上的书，当时却在人们思想上引起过巨大震动。像《梦的解析》、《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丑陋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这些书使当时很多文化青年开了眼界，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思考，开始注视外部世界的发展，开始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的文化。现在这样的书已经出版了很多，形成推浪之势，蔚为大观。一些当年受这些书启发的青年有的也开始写自己的书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飞跃。
    我还有一个极大的享受，就是在闭馆休息之际，泡一杯清茶，欣赏馆藏的画册。这里有从创刊到现在的各种画报，如《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有我们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出的画册，翻阅中常常会见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历史人物，还有一些经典的画面，如志愿军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跨过冰雪覆盖的鸭绿江。还可以进行一些对比，如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城市、道路、人们衣着的变化，甚至可以看到是否受时代的影响，人们的容貌表情都有着那样的不同。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关于人物的、风景的、民俗的、地区的画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里也有关于博物馆、各种文物、考古成果的画册，博大精深、厚重凝练。这些画册每一部都浓缩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承载着我们国家50余年的风雨里程。
    在图书馆里，好象常常可以让人感受到时代风云的变幻，听到我们共和国前进的脚步。让人沉思、让人感叹、让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