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年与藏族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纪要
作者:《民族研究》编辑部 日期:2011-06-10 浏览次数:5400

由《民族研究》编辑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学会主办,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承办的“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与藏族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于2011年6月10日在重庆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单位30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黎小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
黎小龙馆长在致辞中,总体介绍了博物馆的历史和馆藏藏族文物的情况。三峡博物馆地处重庆市中心,是为抢救和保护三峡文物而于2000年正式启动建设的。其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院,1955年更名重庆市博物馆,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成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博物院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中心馆,由历史学家徐中舒任院长,冯汉骥、周素园、方国瑜任副院长。博物院成立之初,即组织实施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等的考古发掘工作,同时搜集和抢救了西南地区的大量文物。三峡博物馆现藏西南地区民族文物4441件,其中藏族文物尤其丰富,有3000多件,大部分是西南博物院时期入藏。本次介绍的文物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藏传佛教金铜佛像与泥模塑像——擦擦,另一类是唐卡,基本都是明清时期的重要文物。博物馆现藏金铜像180余件,唐卡150余件,擦擦100余件。介绍完毕,学者们怀着热切、激动的心情参观了这批珍贵文物。
张昌东书记在致辞中,对会议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努力表示感谢,认为本次会议主题鲜明,有现实意义,经过学术研讨和对馆藏文物的鉴赏,将会取得以下成果:一是学习鉴赏博物馆的珍贵历史文物,会深化对藏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二是多学科专家学者围绕同一个主题的讨论,因为学术视角不同,大家都会有新的启发;三是通过实地考察,希望能对三峡博物馆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之后,与会学者主要就藏族文化遗产保护、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价值和利用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并对博物馆现藏文物的利用建言献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何星亮指出,保护藏族文化遗产不仅是藏族同胞的责任,也是全国人民的责任。藏族历史文化遗产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参与。藏民族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应将保护其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将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将保护和传承结合起来。文化遗产反映藏族文化精神,如何对其传统人文精神进行转化、传承,值得思考和探讨,作为学者更应该有责任去共同研究和保护。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指出,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像三峡博物馆这样成批的藏族文物也不多见,其价值不可估量,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做藏族文化历史断代的标尺,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文物值得深入研究。可以从艺术、构成元素诸方面分析研究文物产地、原料来源地,从基本规格研究唐卡等。博物馆可为藏族文物设计一个专门的展厅,将之塑造成为藏族文化的“朝圣地”之一。四川大学教授石硕认为,这次会议将多学科学者集中起来探讨藏文化遗产保护,这种设计很好。博物馆因历史机遇收藏了数以千计的藏族文物,实属难得。重庆本身作为西南的中心,西南民族文化积淀丰厚,应在宣传、研究和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他还从道与器的分别与关系角度,指出藏族文化遗产研究应该道器结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源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文物保护和利用的问题。他指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政治文化的走向,在文物展出、保护、利用和研究过程中都要注意讲政治,为民族团结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而努力。云南大学教授陈庆德提出了两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一是保护(文物或文化)为什么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二是“保护”向谁提出?他认为文化并非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保护应该是向人民提出的。此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侯甬坚从历史地理学如何加强青藏高原研究方面提出了建议和设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针对如何以文物为媒介推动藏族文化创新、民族精神传承交流等方面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另外,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等专家学者也作了发言。
这次研讨会的交流深化和加强了学者们的联系和沟通,既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族文物保护利用、为藏族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不少见解,也是对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一个纪念。
《民族研究》编辑部供稿

 

文章来源:刘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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