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6—7日，“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构建研究” （本院A类）课题组在北京延庆举办小型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围绕着“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思潮与国族构建”这一大主题，集中讨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国族构建中的作用、民族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国族构建中的少数民族角色、少数民族对“中国”、“中华民族”的认同等问题。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主要来自于本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理论室、历史室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共22人。
    我院政法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郝时远在会上首先做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近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可分成两个阶段进行观察，即种族革命国家观统领时期和民族革命国家观统领时期。首先，种族革命的国家观统领时期，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目标便是建立种族国家，“反满兴汉”是近代革命党人奉行的最基本信条，其出发点就是以生物学为基准划“我群”与“他群”。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孙中山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非针对列强，而是着力于区分于国内诸族。孙中山早期流亡日本时的言论表明，他照搬西方思想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种族观念，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建国范围限于长城以内，为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牺牲满蒙，一些史料显示，最初日本的满蒙政策与此有着一定的关系。第二，民族革命的国家观统领时期。从“排满兴汉”到“五族共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从“种族革命国家观”向“民族革命国家观”转变的完成。在经历种族国家观至到民族革命国家观的构建过程中，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互激荡，在封建专制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从“汉族—汉族为主—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渐次发生转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内在关系和帝国主义入侵造成国家分裂的外部环境是促成这种观念变革的依据和条件。
    朱伦研究员在发言中强调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发展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介绍了文化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之关系，提供了“民族主义对构建民族国家的影响”的研究思路，提出两个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是东欧和前苏联在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分化，而中国在经历了世纪末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冲击后各民族团结发展局面得以保持，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和总结。
    王建娥研究员在题为《建构者、建构目标和建构手段选择》的发言中认为，现代民族具有建构性的成分，无论欧洲现代民族国家，还是由古老帝国国家转化成现代民族国家都如此。在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不间断政治统治历史的国家之内，现代民族建构更有自己的内容，自己的特征。民初，从孙中山的“排满兴汉”、“驱除鞑虏”向“五族共和”的转变有一个横向的整合过程，反映出孙中山受西方民族国家“一族一国”趋势的影响。民国初年的社会精英开始注意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以及承认多元文化、多种族裔共同存在的现实，开始从“一族一国”的单一民族国家，向共同打造一个多元共存的多民族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牵涉认同问题，包括精英和大众的认同、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官方对少数民族的认同等。她提出三个值得重视的研究内容，一是强化对“五族共和”建构制度建构的研究，如行政区划、自治、代表比例等；二是强化对“五族共和”建构主体的研究。“五族共和”作为一个建构目标，包含建构主体的问题。建构主体不单纯是汉族，还包括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建构中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三是建构手段问题。打造国族，是官方文化对不同民族的强制同化，还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政治空间？其中途径选择和途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
    李鸿宾教授提交了题为《臣民与民族、王朝与国家——古今转变的范式问题》的论文。在研讨中进一步论述了民族主义的逻辑建构问题。他认为从古典国家进入近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层次问题，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政治性因素起了支配性作用。他以唐朝为例说了的自己的观点，认为唐太宗时期实行开化的民族政策，将北部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唐高宗由于需要面对突厥问题、吐蕃问题，周围政权长期的挤压和内政不修最终导致其政权的分化，且这种分化是以军队为主导而完成的政治目标。他进而提出，在古代中国盛世时种性差异被文化统一掩盖，当末世来临时种性差异反过来压倒文化统一，二者的协调最终需要政治手段来完成。
    王希恩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曾明确提出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民族革命，这一提法在抗日时期最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早其也曾有过在民族革命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目标。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族构建仍然在进程之中，因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应该在国力逐渐强盛的同时，注重结合民族主义的内容。中国的国族构建是有很大成就的，但依然存在着缺失。
    郑信哲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多功能的概念，随着强调的重点不同有可能产生诸如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各种提法。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产生与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密不可分，在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要是反封建，进而只强调排满，显露出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而在汉族民族主义在运动过程中，注意到多民族的存在，至少在形式上由汉族的“小民族主义”逐渐转向“大民族主义”，出现了“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等代言国族主义的词语，实现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的互换。
    很许多学者从具体的实证史料、相关方面的人物、族别或事件入手展开讨论，对讨论主题的深化十分重要。
    陈建樾副研究员在《李春生与清末民初的国族认同》中，结合李春生的生平、经历及思想转变，透视了台湾社会逐步丧失国族认同的原因和过程。他分析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大陆和台湾的舆论界有截然不同的声音，原因主要在于基督教的影响。台湾“弃佛决然而从天”， 康梁的保种、保教思想在台湾被基督教所取代，彻底抛弃中国传统，皈依到基督教的“天道”观念，开门揖盗，从“愤民”转变到“顺民”。李春生对“汉奸”一词重新定义，凡是谋求社会富强的人，就不是汉奸；真正保种保教的人，维护祖国的人才是汉奸。李春生的思想在他去世七十年后被再次提起，成为台湾否认国族认同的依据，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他的思想完全割裂了社会和民族国家。在台湾思想走向上，他得出利益选择是第一位的，而被基督教及天主教严重破坏了民族传统、道德体系的台湾，在利益选择时抛弃民族传统，突破道德底线。
    易华副研究员分析了联豫的民族主义观和西藏问题由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联豫任驻藏大臣期间，进行了带有浓重的大民族主义的行动，比如蔑视达赖，轻视藏族百姓、藏族文化，甚至包括佛教。另外，由于联豫曾在西方生活过较长时间，回国后照搬西方的殖民主义，认为西藏在地理上属于中国，而藏人不必为中国人，联豫甚至提出过驱逐达赖，取消藏军等带有极端歧视性的思想。联豫将中国的汉民族主义和西方的种族民族主义结合，在西藏推行一系列政策，对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恶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扎洛副研究员从张荫堂的治藏政策入手，提出了近代史研究中的西藏问题的基本定位。目前西藏研究与中国近代史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式思路并不科学，应该从国家政权建设和国族建构的背景中，把西藏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结合起来。张荫堂的治藏政策包含民族国家本身和国族构建的问题。张荫堂推行的新政一方面照搬了张之洞的理论，另一方面受西学之影响明显。新政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将中央新政在西藏推行，是新政之地方版，然而由于西藏的特殊，很多政策无法落实。二是种族主义色彩浓重，张荫堂认为要把藏人现代化，必须先将藏人完全汉化。
    卢梅副研究员发言的主题为《万国公法》与西藏的主权问题。1864年《万国公法》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了解“主权”、“国际法”等概念，也使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用西方理念重新对西藏问题进行认识。具体体现在阐释西藏问题时，用《万国公法》直接强调，行文也直接使用国际法的行文方式，关注到国家交往中的权力主体问题等。通过主流媒体，通过《万国公法》，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民族地区对整个国家的安全性地位。
    周竞红副研究员在发言中选择清末民初蒙古民族主义为视角，她认为，所谓蒙古的民族主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是在蒙古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基础上，民族精英和上层以为维护本民族利益相号召的一系列行动。蒙古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成为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的持有者的工具，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蒙古民族主义的萌芽于中国国家转型大背景，而蒙古民族意识的兴起、蒙古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知识分子的增多、帝国主义力量的介入都成为蒙古民族主义彰显的重要因素。
    杜世伟在题为《清末民初蒙汉“族别”与“国家”称谓对译问题》的发言中，阐释了不同民族语言条件下民族名称对译问题，说明了自称和他称、自认同和他认同的差异性。他认为离开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一定文化语境，同样的词语有不同的译读，进而产生了共认同和模糊认同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对不同人群理解民族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待这样的差异及影响，应该在研究中受到重视。
    方素梅研究员通过对《回部公牍》的分析，研究了民国前期回族的政治参与活动。《回部公牍》反映了民国初年回族争取专额议员活动的一系列情况，是回族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记录，保存了部分回族团体和个人要求政治权利的书牍。从这些公牍中可以看到号召回部应团结起来，利用大选和立宪的机会，增加议员等显示了回族群体政治意识的强化。她重点剖析了吕谦请愿的原因及当时回部请愿的具体情况，总结了这次活动的特点：一时间长，前后历时十年之久；二是涉及面很广，包括官员、知识分子、宗教上层、平民的特点。
    总之，与会者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证，从历史到现实，多层面、多角度地阐释了当前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探讨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中的民族互动问题。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动态看，主要关注点在于以汉民族主义为主线的通论性研究方面，而很少涉及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参与国族建构的事实，忽视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共同构建中国近代国家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研究中应将着重点放在挖掘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在近代中国参与国族建构的历史资料，深入研究少数民族在国族构建中的历史角色与作用。此次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示了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张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