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9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市召开。  研讨会首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致开幕辞。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树民教授代表台湾学者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杨建国副秘书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慈济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33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按论文涉及的主题分为七个单元讨论。第一单元“藏彝走廊族群格局及其研究”专题。李绍明的《论藏彝走廊族群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依据历史线索指出，藏彝走廊从远古旧、新石器时期就开始有古人类沿着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由上而下的迁徙活动，直到先秦时期这一迁徙从来未中断。藏彝走廊族群分布格局基本形成于秦汉时期，其中以藏缅语族先民为主的“氐羌”诸部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今日走廊中说藏缅语族的各族居民。此后，从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其他各个不同族群也逐渐进入到走廊的不同地带，比如 “僚”人、吐蕃、蒙古人、苗、傣、壮、布依、汉等，这些不同族群相互交融共存，逐渐形成了今天藏彝走廊的族群格局状况。孙宏开的《藏彝走廊与藏缅语族语言》认为藏彝走廊是藏缅语族的一个局部，他根据近20年语言资料，按其自身的标准大体勾画了藏缅语族语言的共时关系图谱，提出了若干关于语言关系、族群关系以及在汉藏语系大背景下的研究思路。黄树民的《 Zang-Yi Corridor as a Research Platform in Modern China Studies》从由他主持并即将开展的藏彝走廊研究计划的缘起、研究主题和方向诸角度展开。报告论及该研究拟以地区文化志；水流汇聚地与环境的关系为切入点，论析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生态区域分类与文化发展；社区、族群与社会组织；环境适应与疾病传播控制；从部落、土司到自治区；弱势族群与强势族群；文化多元与文化延存；全球化、旅游观光业与商品文化；发展的文化结构；政府各层次的发展机制；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此外还讨论了作为藏彝走廊发展动力的水力发电潜力、西电东送等问题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及其造成的影响、生态的考量；藏彝走廊旅游观光业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准则等论题。 石硕论述了对于藏彝走廊地区族群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首先，他认为因为藏彝走廊地带的地理、文化、族群的多样复杂性，因此地理、文化、族群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我们认识藏彝走廊的一个基础。其次，因为藏彝走廊地带主要是一个藏缅语族活动的地带，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藏彝走廊中藏缅语族的共同起源和历史演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第三，就是要从整体和多学科综合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藏彝走廊地区，即从历史、地理、语言、体质、社会结构、文物等各个角度综合起来进行考察。郝时远教授作为这一单元的评议人，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藏彝走廊地区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在藏彝走廊地区，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化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包括宗教和语言上和认同问题上的影响。并提出在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中，应当重视历史资源和前人的研究，既有历史观也有学术观。
    第二单元“藏彝走廊的历史记忆研究”。主要论文有彭文斌的《诸葛亮与汉藏边缘的族群空间建构》指出，近年来中西方学者对藏彝走廊的研讨中，社会记忆与汉藏边缘族群空间的建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cf. 王明珂、Riftin等)。类似的研究，集神话、传说、口述历史、文本、语境、历史性的综合考察方式，力图超越80年代末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民族“国家建构范式”的研究，从族群“现代建构论”转向地方“根基性”知识及其对族群性与空间性的构建问题。彭文结合文献与口述资料，以攀枝花、凉山和康定的实地考察为例，探讨诸葛亮“南征”的故事对三地的族群性及其空间知识的影响，试图深化对藏彝走廊多元文化历史现象的认识。木仕华的《谁是MOSO？——论古摩挲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以藏彝走廊区域分布有众多共同自称标记为“纳”的族群为对象，作者以“纳系族群”（the Ethnic groups of Na system）来指称这些族群。并从历史沿流、历史记忆、族群内部精英操控、族群认同变迁、政治角力、民族政策、行政区划、语言比较、经济利益等诸多视角分析“纳系族群”的族群认同及民族识别问题，试图廓清谁是摩挲（MOSO）这一问题；同时探讨了“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这一论点。卢梅的《番民、臣民与公民：晚清康区改流中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以1904至1911年间，清政府在康区的改土归流为研讨主题，研究指出清政府以褫夺土司政治权力为核心，同时开创了康区近代教育体系。 新式学堂教育打破了康区以寺庙教育为主的传统，以“强行开化”为目的，推介爱国思想与新知。论文从改流时期的学堂章程和教材着手，分析清政府官员对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关系的认知与应对。先巴的《青藏高原河曲民族走廊初探》指出，由于深受青藏高原地理的影响，历史氐羌系民族的发展基本上选择了东向发展。这些民族的迁徙大致以青藏高原东缘的青甘川交汇地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民族迁徙“井”字大走廊，包括横断山民族大走廊、河西民族大走廊。之外，还有一条“白龙江－－汉水走廊”。而这两大走廊的结合点在今青甘川交汇处的河曲高原，河曲地带也是青藏高原的民族大走廊。
    第三单元“藏彝走廊族群研究及其方法论”专题。 何翠萍的《“家”的人类学研究在藏彝走廊之可能性与重要性》从人类学对于“家屋社会”的理论探讨，以及既有在藏彝走廊之部分研究材料，建议“家”的人类学研究在藏彝走廊之可能性。翁乃群的《伯－纳日的共生依存互构关系：历史与现实》以川滇边境纳日人和“普米”人的关系为例，研究指出，纳日人在谈到与自称为“普米”的族群关系时，通常会以“伯－纳日，吉克尼”（伯为纳日人对普米的称为，吉克尼为同一地方的人之意）来表述，即伯－纳日同“乡”之意。该文试图根据自己的田野研究、前辈学者的田野志及论文，讨论纳人族系（汉古文献的摩梭）与自称普米族系（汉古文献西番的主要族群）的高度共生、依存、互构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藏彝走廊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成俊的《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研究了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小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徐君的论文是《关于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的人类学考察》，意图解答在这个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如何，而且在国家的政策之下文化的变迁和人的改变。其研究分为四个面向：三江源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形态与当代政治即效的研究；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组织变迁和社区认同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的问题；三生态移民在江源地区的人的关系研究和草场管护的研究。
    第四单元“生态地理环境、医药健康与物质文化”专题。蔡博文的《藏彝走廊少数民族族群分布与环境关系研究——PPGIS方法学初探》试图从地理学的角度着手，探讨多元族群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横断山脉与六江流域所形塑的复杂险恶地形特征与族群的环境调适行为。蔡氏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取向，以族群的传统知识为基础，以共同参与来建构族群分布的历史及地理脉络，而以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为参与的平台及传统知识的储存、呈现工具。展望了运用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来建构藏彝走廊地区的基础资料环境、各语支分布、族群社会组织等背景信息，以期作为深入研究藏彝走廊的技术和理念层面的必要准备。胡正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之在地生态记忆与其生物多样性经营作为一种族群沟通之符码化再现系统》以丽江纳西族地区生态为例，关注在地知识中“生态地景”与“差异人群”的复杂互动关系。
    第五单元“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变迁”专题。杨福泉的《“藏彝走廊”云南西北部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基于在云南西北部大量的调查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和传承好各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首先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发育发展“文化生境”。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提高社区民众的“文化自觉”。从实践看，民间文化的保护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诸如政府扶持、私营企业、个人等扶持培训、民间人士自发进行办班培训、家庭传承、“不离本土”的传承与强化教授传承方式的结合等。刘绍华的《Opiates and the Capitalist Modernity in Nuosu(Yi) Society》以鸦片与凉山彝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为讨论主题，分析了1910年后鸦片在凉山彝族地区引入并广泛种植与交易，进而引发凉山彝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商品交易内容的变化。 鸦片成为彝区第一集经济作物和开展外界往来的触媒，更是权力财富阶级的象征。 财富流动的变化导致凉山彝族社会结构呈黑彝兴盛、彝强汉弱的格局。结合鸦片的历史记忆，作者继而以比较的视角讨论了1950年代凉山彝区完成“国家化”，凉山彝族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在传统观念和市场逻辑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尤其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毒品和海洛因在彝区的扩散，部分彝族由传统中的鸦片生产者向毒品的消费者的转型过程。  她进而通过鸦片毒品作为一种触媒在不同权力与社会结构中象征意义变迁与彝族社会变迁相呼应来探讨凉山彝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余舜德的《体验现代家居生活（Experiencing domestic modernity）》运用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云南藏民如何经验近年居家的现代化来说明日常生活的身体感──洁净、舒适、方便、省力等──如何组成藏民体验现代性的感知网络，并形成他们经营物质生活的方式。 张建世的《凉山彝族银器制作工艺现状调查》介绍了凉山彝族银器制作工艺、传承方式和造型图案等。
    第六单元“宗教信仰、仪式及其变迁”专题，主要论文有李静生的《硬收拾与软控制：纳西族东巴教中的“暑”（精灵）观念研究》，文章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纳西族东巴教几千年来，支配了纳西人的精神世界，纳西人正是依靠这种宗教思想观念，与自然异己力量及社会异己力量达成一种和谐与均衡，使自己获得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其中的“祭暑”仪式就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暑”观念以为：人尊敬“暑”，“暑”则对人赐福。反之，人对“暑”不敬，“暑”就惩治人。“暑”对人是硬收拾，即惩治。人对“暑”是软控制，即还债、认罪、赔礼道歉。人与暑的不断互动，而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李英的《纳西族的桑尼、毕、扒》通过对纳西族当前从事民间占卜的人员——“桑尼”（纳西语音译）的调查以及对于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中记载的占卜者——“扒”和祭师——“毕”的职能分析，以及东巴教经书的文本分析，以比较人类学的方法与藏彝走廊的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作比较，阐明了桑尼、毕、扒的产生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谢继胜的《甘肃宕昌本本信仰与藏族本教的比较研究》是甘肃省宕昌县官鹅和新城两个乡民间信仰的调查报告。文章通过对宕昌藏族民间信仰的民居神龛、神像、庙祠、祭台、神树、仪式、以及藏文“本本”仪轨手抄本实地考察记述，最后根据神怪由来、名称与职能，祭祀方式，巫师藏文仪轨抄本等诸多材料比较分析当地信仰与不同的藏族地区本教和民间信仰的差异，据此提出信仰人群的族属建议。 廖旸、艾菊红的《甘肃宕昌藏民的信仰》通过对甘肃陇南宕昌的几个主要藏族村落的田野调查，论述了当地的多重信仰体系：苯苯信仰、龙王神信仰和藏传佛教构成了当地藏民精神信仰的主要内容，除此而外，“剌嘛”（音）/“黄教”和汉人阴阳（端公）也在不同程度上渗透进他们周围。这些信仰没有深厚、奥秘、宏大的理论根基和修行实践，而是以各种仪式的形式体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民间和民族特色。该文简要介绍了各种信仰中的祭司、主要仪式以及物质文化，并讨论上述信仰在族群认同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第七单元“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互动”专题，李星星的《甘洛尔苏藏人考察纪略》以作者新近对甘洛尔苏藏族人所作的补充性摸底调查为论题，讨论了甘洛一带尔苏藏族的分布、来源及其文化的基本情况。并以考察时间顺序安排调查点的文本方式，公布在古零关道一线有关尔苏藏族及其传统文化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几个主要聚居村落尔苏人的基本情况（着重在家族、分布、渊源、宗教及民俗等方面）作了介绍。刘夏蓓的《论卡里岗人的族群认同及认同维度》讨论了位于青海省化隆地区南部，现有德恒隆、沙连堡、阿什努三个乡的卡力岗地区卡力岗人。 研究认为卡力岗人主要包括操藏语、汉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通用藏、汉、撒拉三种语言的撒拉族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认为操藏语卡力岗人是一支特殊的回族群体，即由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部落皈依伊斯兰教后逐渐演变而来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记载表明，这部分卡力岗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开始于宗教信仰，继而引起族群演变，改变了族群认同，由藏族而“成为”回族。 这部分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是民族走廊族群互动的结果，其主要认同纬度由：1）地域认同——卡力岗山里人； 2）宗教认同——信仰伊斯兰教；3）文化认同：共同记忆、共同荣誉与共同起源——马来迟的传教神话、改宗伊斯兰教。 这部分卡力岗人的族群认同与认同维度生动地反映了民族走廊各民族、各种文化及不同信仰之间的互动机制造成的文化变迁。艾菊红、廖旸的《族群认同与构建的动态过程：陇南宕昌藏族的实例》通过实地调查，论述了处于“藏彝走廊”东缘的甘肃省陇南地区宕昌县历来是各种不同族群及其文化交汇、融合、冲撞极为剧烈的地带。特别是近年来宕昌藏族的族群及文化的现状与变化情况，分析了宕昌藏族的族群构建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提出族群认同实际上是在政治经济利益的竞争与分配，和族群情感的共同作用下，一个不断重新构建和认同的主体能动过程。 袁晓文的《“藏彝走廊”中的尔苏藏族研究综述》从三个方面对尔苏藏族目前研究的现状作一个综合叙述：1.尔苏藏族的基本概况2.尔苏藏族研究的现状与学术价值3.尔苏藏族研究的资料、文献、民族文物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
    侯红蕊的《族群认同的多维度思考——以“shuhen”的“藏族化”历程为例》作者以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洛乡进行的三次田野调查为基础，讨论了生活在的“shuhen”（也称“旭咪”或“虚米”藏族）人。该族群在民族识别时被认定为藏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地方人士认为其语言是藏语的一种方言。 他们中的少数藏传佛教僧人会使用藏文。 作者试图通过民族语言（自称与他称）、家庭组织、宗教信仰、社会记忆等几个角度来探讨“shuhen”的族群认同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藏族化”过程。 至今，这个 “藏族化” 过程继续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加速进行着。李晨升的《厂马：一个贵琼人村落的族群认同和社会变迁》论述了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境大渡河流域，“贵琼人”居住的一个村落——厂马村的族群认同和社会文化变迁情况。作者从历史文化和乡民口述记忆入手，分析了历史上这一地区和外界的交往情况。新中国国家基层组织的建立和集体化运动，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的影响波及到这个地区之后，厂马这个贵琼人山村更是从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外来的冲击，贵琼人也开始试图重新建构自身的文化和族群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藏族宗教力量提供了支持性的资源和影响力。这种以宗教同化先行进而达到文化涵化的模式，是否能够作为解释康区和安多地区“藏族化”（Tibetanization）进程的一个理论视角，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会议期间还展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彝走廊课题组拍摄的影视人类学片子《冬祭》和《宕昌春节》。
     “藏彝走廊”是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兼顾该区域历史和民族关系格局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关系区位概念。 它主要指川、滇、藏、甘、青五省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河谷毗邻地区。“藏彝走廊”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纵穿南北奔流而过，在崇山峻岭中形成南北贯通的天然河谷通道，自远古时起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迁北伐、迁徙流寓的历史地理场域，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历史上的西北氐羌族系民族的南迁；中古时代的唐宋王朝、吐蕃、南诏和大理政权间的角力对垒；十三世纪蒙古铁骑征服大理政权；及至红军长征北上抗日都以藏彝走廊为平台或通道。尤其是藏缅语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堪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区域，其中的民族文化具有异常鲜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民族、历史、语言及考古等研究而言是一个极具独特价值的历史、地理、文化区域。“藏彝走廊”一词，比较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这一特殊区域的民族分布格局及历史、地理及生态的特点。“藏彝走廊”概念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响应与认同，不少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已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对其间的族群关系、历史、地理、生态、文化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生态学、民族植物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角度展开研究。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史，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平台。
    藏彝走廊现有人口1000余万，其中少数民族占530万，主要为藏缅语族中藏、彝、羌、傈僳、纳西、白、普米、独龙、怒等民族， 以及少量的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以及壮侗语族的傣、壮、布依等族。 虽然当下该走廊的汉族数量不小，但主要是明清以后，尤其清末以来迁入该走廊的东部地区。 由于藏彝走廊区域是为当下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富集区域，从而受到中外多学科学者的高度关注， 并成为世界上研究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及彼此关系的重要区域。 在当下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该走廊也成为了研究如何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
    本次会议是继2003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举行“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和2005年9月在四川大学举行的“藏彝走廊”学术研讨会的延续。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在发言中简要回顾了藏彝走廊研究的沿革和发展现状、国内外前辈学者对于藏彝走廊研究的贡献、国外学者藏彝走廊研究的进展，并对藏彝走廊研究现状与方法论，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讨和展望。本次研讨会，其宗旨即在推动和深化这一特殊的多民族文化过程和关系区域的研究，以及对该区域现代化发展、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翁乃群研究员致简短的闭幕辞，并对海峡两岸与会代表给予研讨会的热情和积极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研讨会得以顺利圆满的召开，是与青海省台办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分不开。 19日青海省台办副主任张国钧不仅在百忙中拨冗参加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并于当晚主持了青海省台办为研讨会全体与会代表特设的晚宴。 在晚宴开始，张副主任向与会代表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 郝时远先生和黄树民先生分别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台湾与会代表向青海省台办致感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