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跨界民族, 是指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跨界民族问题是指跨越国界民族的分支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新疆是我国跨界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 跨界民族问题对新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要实现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社会稳定, 需要建立一套保证安全与稳定的机制, 包括加强对新疆社情的研究、妥善处理跨界民族宗教问题、建立适度有效的防控机制等。   我国是一个跨界民族众多的国家, 其中新疆就是跨界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 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据 2000年统计, 新疆自治区有 47个民族成分, 人口为 1925万人, 其中汉族以外的民族为1096.196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占自治区总人口的60%以上, 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民族跨界而居, 与境外一些民族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有着传统的联系。需要强调的是, 新疆地区与中亚五国毗邻, 并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直接接壤, 共同边境线长达三千多公里。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 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 我国新疆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将出现更加复杂的发展趋势。而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新变化必将会对新疆的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本文就跨界民族问题与新疆社会稳定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研究跨界民族问题与新疆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之前, 有必要对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的概念进行澄清, 以作为本篇文章的逻辑起点。 从民族演变的历程来看, 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 但不能因此说只要存在跨界民族, 就一定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中国有30个跨界民族, 但中国并没有产生 30个跨界民族问题。因此, 中国的现实情况证明了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不是一回事。 从逻辑上分析,跨界民族只是形成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个条件, 或者说只是为跨界民族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要形成跨界民族问题还需要其他条件, 诸如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及其聚居地被国家政治所分隔的外在动力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及民族自身利益驱使等内在动力交互作用的条件。这两种特殊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产生了跨界民族问题。 从语义上讲, 广义层面的跨界民族既指紧靠边界两侧, 居住地直接相连,分居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 也指分居在相邻国家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广义的跨界民族是国家分隔力和民族跨界的双重产物。狭义的跨界民族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此种含义的跨界民族是民族本身和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家分隔的产物。 跨界民族问题, 是指跨越国界民族的分支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换言之, 即跨界民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某种冲突时出现的问题。它表现为一旦跨界民族的向心力高于国家分隔力或国家凝聚力时, 跨界民族问题就会危及国家领土的主权和跨界民族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   二、当前研究跨界民族问题与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首先, 跨界民族问题是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比较复杂和敏感的事务, 处理得好, 有助于跨界民族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主权独立; 处理不好则可能诱发国际纠纷和冲突, 成为影响跨界民族所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由于受到中亚、西亚、南亚国家恐怖组织的渗透影响, 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与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 不断派遣大量受训人员入境, 向新疆境内偷运武器, 传授制爆技术等,导致新疆近年来的恐怖活动日益增多, 严重干扰了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影响了社会稳定。 其次, 当前世界范围的一些民族热点问题大都蕴涵着一定的跨界民族问题, 或是由民族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引起的, 包含了某种宗教冲突。跨界民族问题能够诱发许多国际性政治问题, 较为突出的有跨界民族问题诱发了危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 跨界民族问题产生并发展了对国家的离心力; 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造成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再者,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国际、国内因素大多与跨界民族问题相连。尤其是前苏联解体后, 中亚各国纷纷独立, 而且均为多民族国家, 彼此间跨界民族数目较多, 与我国新疆同源的跨界民族就有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乌兹别克族、东干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 其中有些民族不但语言相通, 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也基本一致, 有的还保持亲属、婚姻关系。新疆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从一定层面影响着新疆社会的稳定。虽然近年来新疆地区的跨界民族问题尚未对地区稳定造成危害, 但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后, 美国借反恐之名, 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和军事渗透, 形成所谓“新中亚战略”,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已经形成对我国新疆地区稳定的潜在隐患。 最后,近两年接连发生在中亚地区的 “颜色革命 ”使该地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也使该地区原本就较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更趋紧张恶化。诚然, 中亚地区“颜色革命 ”浪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成因。但在诸多原因中, 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地区和族群对立是 “颜色革命”形成的主要条件和内在条件, 加之美国在前苏联地区大力推动对这些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改造, 是“颜色革命”发生的外部条件。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颜色革命”浪潮逐波兴起, 进而导致中亚的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意识高涨, 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一些同源跨界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有着明显的示范和怂恿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可能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 甚至可能影响新疆地区的和谐稳定。由此可见当前研究跨界民族问题与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跨界民族对新疆社会稳定影响的方式和渠道 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政治的特性, 跨界民族问题一旦产生, 不仅会影响甚至瓦解跨界民族与所属国家的凝聚力,而且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连锁反应, 严重的会演变为危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综合分析, 目前跨界民族问题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方式和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如前所述, 在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民族中,大多数属于跨界民族, 民族构成复杂, 民族宗教问题交织, 历史遗留和现实新生问题共存。从而导致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国家, 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各种联系。在正常情况下, 这种联系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 促进跨界民族自身的发展。但同时也会为某些分裂势力煽动跨界民族的 “独立与统一 ”提供便利。 上世纪 20年代, 前苏联在中亚地区展开民族认定和边界划分, 有的村庄被国界一分为二, 而同一民族, 乃至同一部族跨界而居的现象随处可见,民族对立由此而生。中亚各国民族关系的变化对新疆的民族关系将产生较大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值得关注的是中亚一些国家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提出了 “民族回归历史故乡 ”等民族复兴政策, 并相继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吉尔吉斯斯坦人大会、世界土库曼人大会, 以此号召境外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回国。可见, 如果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不当或者民族政策欠科学性, 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将构成严重威胁。新疆周边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稳定问题跟踪研究与对策课题组对2001年社会问题的调查显示, 在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中, 紧张的民族关系包括其中。中亚一些国家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 民族矛盾一旦被煽动蛊惑起来, 就可能造成流血冲突, 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因此, 要维护新疆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不能不关注跨界民族问题对新疆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   (二 ) 中亚地区“ 三个主义 ”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 中亚地区的“三个主义”是指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近年来, 中亚地区的 “双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思潮开始复苏, 一些国家的民族矛盾加剧、宗教纠纷不断, 为权力的更迭创造了条件, 同时也给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有学者指出,在中亚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背后存在“三股势力”参与的影子, 如果在中亚其他国家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三股势力”不会袖手旁观。 宗教极端主义是指打着宗教旗号或以宗教极端教派面目出现的极端主义, 其本质属于政治范畴。目前中亚地区活跃的宗教极端势力大多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面目出现。其主张一切按照《古兰经》的教导行事, 依照伊斯兰教法和宗教领袖的解释制定国家政策、法律、宗教规范和社会准则, 以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教合一国家, 并力图通过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它已成为国际政治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民族分离主义就是坚持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照此逻辑, 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这显然是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 是一种破坏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1992年中亚各国相继召开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土库曼人大会, 号召国外的哈萨克人和土库曼人回归故乡。这些做法使得新疆的跨界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疆的稳定。 暴力恐怖主义是指奉行以暴力活动方式达到政治目的的理论、思潮和主张等。具体表现为某种极端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有组织、有计划地采用爆炸、绑架、暗杀等残暴手段袭击无辜平民,制造恐怖气氛, 从而将其政治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 以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的。前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来, 中亚各国经济大幅衰退, 有些地区的传统农业快速下滑, 使得“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 甚至“塔利班”、“基地”组织都把这里当作躲避打击、发展组织和休养生息的庇护所。使得该地区的暴力恐怖主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他们要求每个穆斯林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制, 随时随地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了主道而奋斗。2005年5月12日23时30分, 数十名手持冲锋枪和手枪的武装分子乘汽车突袭了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安集延市附近的一个警察哨所。他们打死 4名警察后, 砸开警察大队仓库, 抢走了数十支冲锋枪、手枪和部分手榴弹。此后, 武装分子于13日凌晨1时30分冲向当地驻军营房, 5名士兵被打死, 大量冲锋枪、手榴弹、两挺机枪和一辆“吉尔- 130”型载重汽车被抢。接着, 这些武装分子来到监狱, 用汽车撞开大门, 放走二千多名在押犯。 从当今世界范围动荡不安的热点地区可以看出, 这三股势力并非孤立存在, 通常情况下他们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以谋求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 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出现了伊斯兰复兴之势, 而且愈演愈烈。由于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 未来中亚地区“三个主义”的走向势必会对我国新疆的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对此, 有关部门应有充分的估计, 并开展有效的防范工作。   (三) 民族分裂主义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 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是影响我国新疆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危险。民族分裂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现实活动是有其基本思想内容和一般思想特点的。他们煽动民族分离, 分裂国家, 破坏祖国统一, 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 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引起了各种反苏反共思潮的泛滥, 导致局部地区的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中亚国家的独立, 对新疆地区稳定的影响日益增强,“疆独”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 中亚主要突厥民族的独立和伊斯兰教的复兴对维吾尔分裂势力起了刺激作用, 他们利用跨界民族来往频繁的便利, 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1962年新疆的6万边民集体迁到前苏联中亚地区就是例证。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借助宣传煽动、恐怖等手段, 加剧了新疆地区的动荡。据统计, 自1990年至2001年, 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向新疆境内渗透, 在新疆地区制造了200余起暴力恐怖事件, 造成各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 162人丧生, 400多人受伤。而且在中亚国家周边的一些国家, 如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和西亚的阿富汗、土耳其等国都是与我国新疆有同源跨界民族的国家, 使新疆的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勾结有了便利条件, 尤其是近年来新疆地区周边国家的民族分裂活动不断升级, 对新疆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四、跨界民族问题与新疆社会安全稳定机制的构建 要实现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社会稳定, 必须建立一套保证安全与稳定的机制。稳定机制就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制度、规范的总和。为确保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有必要针对新疆跨界民族问题的现状, 采取切实可行和有效的措施及手段。   (一 ) 加强新疆地区社情的调查研究 社情是对社会情况反映的简称。既包括社会各阶层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法令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反映, 也包括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舆论。具体讲社情调研就是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对可能影响和危害新疆社会稳定的组织、人员的思想动态及行为表现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反分裂的斗争中, 社情的严峻性要甚于敌情, 解决社情问题的难度比之敌情也要大得多。上个世纪 30年代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及40年代开展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分裂思潮没有根除, 在有些地区已经成为当今新疆分裂势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在新形势下跨界民族的联系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民族宗教的普遍性和关联性, 使得这种思潮再度形成气候, 污染部分民间社会舆论阵地, 鼓动偏激的民族情绪, 制造不同民族间心理上的隔阂成为可能。尤其受境外跨界民族因素的影响, 境内偏激的民族情绪一旦与宗教感情相结合, 极易形成失控的社会力量, 进而演变为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愈演愈烈, 是与冷战结束后中亚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复兴紧密相连的。可见新疆地区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实际进行有效的社情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及时掌握跨界民族方面的社情, 才能有效防范由此引发的可能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问题。   (二) 妥善处理跨界民族宗教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56个民族中有30多个跨界民族。面对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 制定出有利于民族进步和跨界民族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民族政策非常必要。由于跨界民族较易受到境外同源民族的影响, 较易产生波动, 我们更应切实落实民族平等的政策; 国内各民族无论人口数量多少, 都应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有权参加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而且对于跨界民族更应给予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和经济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只有妥善处理跨界民族宗教问题, 才能对新疆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适度有效的防范控制机制 防范控制机制通常指控制主体为达到一定的目的, 运用政治、法律、行政和专门工作手段对特定个体或团体的行为进行管理和约束, 使其行为符合控制主体的规范和目的,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运行的行为和过程。适度有效的防范控制机制是确保新疆社会安全稳定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前提。主要包括: 1 建立灵敏高效的情报机制。情报信息是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 为进一步提高对可能影响新疆地区稳定的问题的发现能力, 尤其是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相关问题, 有关部门应统筹多种情报资源, 增强情报信息的目的性、计划性,根据工作实际开展情报工作, 通过调整改善秘密力量布局、物色建立职业秘密力量以及日常管理、社会调查、境外调研等渠道, 扩充情报信息来源, 努力做到 “拿得到 (获取)、上得来 (报送)、归得拢 (整合)、核得准 (研判)、用得上 (通报) ”,形成来源广泛、数质并重、流程科学、处理规范,有公安特色的情报信息系统, 及时掌握影响新疆稳定的突出问题, 争取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的主动权。 2 加强反渗透专门侦查工作机制。侦查工作是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杀手锏 ”,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新疆近年来反分裂斗争的实践看, 要使反分裂斗争深入持久, 就必须强化专案侦查。目前新疆周边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 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和跨界民族的存在, 使得这些因素对新疆社会的影响更加便捷。因此, 国保部门要通过有效的专案侦查工作, 及时对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发展组织的案件, 对各种非法组织, 对可能影响稳定的各种事件等情况, 及时发现, 严密侦查, 获取证据, 依法处置。 3 加强跨界民族利益与新疆边疆地区稳定的整合机制。整合机制包括制度整合、功能整合和认同整合。对于新疆跨界民族来说, 整合机制主要是认同整合。由于跨界民族所在国家不同, 缺乏在共同利益方面的认同, 甚至有些跨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借此鼓吹建立本民族自己的家园, 其实质就是利用跨界民族的认同性大做文章。因此有关部门应关注新疆社会稳定整合机制的确立与跨界民族之间的关系。只有强化了跨界民族所在国家的社会整合机制, 加强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关系, 才能削弱分化力量。 4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机制。公安部决定将 2006年作为全国公安机关的“基层基础年”。这是加强公安部门基层建设的有力举措。本着这一指导思想, 新疆地区的有关部门在处理跨界民族问题时, 应以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 把因跨界民族问题可能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列入工作日程,全面加强情报信息、秘密力量建设、重点人口管理、阵地控制等各项建设, 建立快速反应工作机制, 提高对由跨界民族问题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发现、控制和处置能力。同时对于跨界民族问题相对严重、情况相对复杂的地区, 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民警要深入基层, 督促指导和检查各项基础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情况。   总之, 要维护新疆边疆地区的稳定, 既需要专门的控制工作, 又需要政治体系与跨界民族之间在许多领域的双向调适, 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配合。   文章出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