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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新疆教育事业的三次盛衰
作者:袁澍发表时间:2011-06-03

 

 内容提要: 教育事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兴衰直接受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近代新疆在清末“新政”, 20世纪20 年代末期“靖边安民”、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的推动下, 先后掀起三次教育发展高潮,此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而衰落。近代新疆教育事业的三次盛衰,虽然时间和作用不同,但是却留下丰富深刻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教育事业   新疆   近代  
清朝末年,在内忧外患中,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新政诏旨,宣称: 三纲五常虽为国万世不易之理,但统治方式则因时而变。各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已 ,”进行变革。3 月清廷成立政务处,筹划推行“新政”。鉴于脱离近代社会现实的“四书五经”教育和为维护封建专治统治、官本位等级社会服务的科举入仕制度,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富强的陋制,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1905 年清廷正式宣布全国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从而标志中国教育进入近代化。随后几年,清廷不断询问敦促新疆推行“新政” 。新疆巡抚联魁、伊犁将军长庚积极响应,奏请“应酌量缓急,择要施
”。 1892年为了适应新疆对外交涉的需要,新疆省府在迪化设立俄文学馆,以培养俄语翻译人才, 经4年修业俄文馆首届学生毕业,成为近代新疆最早的由学校培养教育的学子。1903年伊犁将军又设立养正学堂,并派遣学生赴俄国中亚阿拉木图等地留学,这是新疆首批公派留学生。推行“新政”期间,伊犁先后设立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校、宁远高初两等学校、汉回学校、满营义学及女子琼玉学校等。1905 年新疆巡抚吴引孙奏请把原有旧式书院改设学堂 ,并制定办学堂章。次年,新疆首任提学使杜彤倡言:“国家之命脉在多数之学堂”。鉴于“兴学于新疆视内地艰难倍蓰”, 故办学施教宗旨为: “一、求普不求高; 二、学务用人,厚薪不兼差; 三、循次渐进,不惑于各族人民难于见功之说”。在清朝官府的积极倡导推动下,一时间新疆各类学堂如雨后春笋遍地勃兴。省城设中学,各府厅州县设初高两等小学。地方官纷纷请派教习,为缓解师资缺乏乃于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一年毕业,厚待月薪30两,派往全省各地任教。又开创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调集曾入义塾学习的各族子弟入师范学堂,免其徭役 ,毕业后授以衣冠顶戴,或任学董,或任乡约,官吏待以礼遇,民众敬慕尊崇,使其感到享有相当社会地位而尊荣。各地均以兴学政绩列入官员升降考课。1908年还派员分赴南北疆视察学务。经考察乌什同知彭玉章、焉耆知府张铣成绩优异,报朝廷学部从优叙功。于是各地官吏办学更加热衷踊跃。此间省府先后设置省立: 法政学堂、实业教习所、中学堂、初等师范学堂及附设小学堂、巡警学堂、中俄学堂、将弁学堂、陆军小学堂、公立客籍初等小学堂; 伊犁将军设两等小学堂; 古城 (奇台) 驻防满营设第一、第二初等小学堂和半日学堂; 迪化府设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艺徒学堂等,各县分设中小学堂。据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统计,新疆省立学堂8 所,学生817 名,经费 17.25 万两银; 全省四道设各类学堂 622 所,学生 15963名, 经费66.47万两银。全省教育经费83.72 万两银包括常年教学经费、学堂产业及储蓄金②。尽管新疆教育经费较内地尚差距较大,但对当地财政却是一笔空前浩资。在清末新疆内忧外患、百废待兴之际,推行“新政”, 大规模编练新军,兴办实业,整改税收金融,建立咨议局,创办邮政交通等无不需巨资支持,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在财政捉襟见肘、应接不暇的情况下,仍殚精竭虑维持发展边陲教育事业。  新疆兴办的新式学堂教学内容完全不同于旧式书院和民间私塾,中学课程除中文外,还设有物理、化学、数学、外文、地理、音乐、美术等,著名的省立中学 (后改为省立迪化第一中学) 设置国文、法律、经济、俄语、博物、手工、修身、体操等课程,以培养适合新疆地方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各学校除聘请内地一些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士任教外,还专门聘请一批以俄国人为主的外籍师资。日本人林出贤次郎被法政学堂延请讲法学通论,并在迪化陆军学堂任教。为保证教学质量和先进水平,吸引留住称职教师,新疆对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实行“厚薪制”, 如学务所科长年薪 960 两,中学堂教师年薪460 两,一年制简师生毕业任教也年薪360 两。而同期七品知县按例正常年俸6715 两,加“养廉银”也不过 800 两左右, 中国自古标榜“尊师重教”, 教师作为道德品质和知识含量要求较高的职业,待遇从优本是应该,但在封建官本位等级社会中,教师待遇能如此,也是很难得的。  在兴教潮流的推动下,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也启步发展,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入京师、游日本,观各学校,归而纠合蒙部王公于西湖建立学堂为自强之基”, 并于省垣和塔城兴办蒙古学堂2 所,招收蒙、汉、回、哈族子弟,选用各族教习以本民族语教之。哈密、吐鲁番、库车回王也开设汉语学堂。各地实业教员讲习所则根据地方经济特产开设专业,如吐鲁番产棉,设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教纺织技术; 叶城产丝,设初等农业学堂教蚕桑园艺; 和田产玉,设艺徒学堂教采玉。1907 年省府建省立农林试验场,后又增设实习讲习所。至 1910年新疆至少有初等职业学堂 33 所,还开设了一些特殊中等职业学堂。  同时,伊斯兰宗教教育也在发生历史性变革,阿图什曾出国的富商玉山英木沙巴依和巴哈吾丁木沙巴依兄弟在故乡依克沙克村创办“玉山英学校”, 派学生赴俄国喀山师范学校进修深造,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引入建立学校管理制度,在新的教学内容中科学知识比宗教知识更多,已初具近代学校教育的雏形。  清末在短促的“新政”期间,新疆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进行广泛深入的教学改革,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政治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疆各方面的知名人物,在推动新疆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开设学校成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成绩最为显著”。然而由于封建专制政体没有根本改变,不可避免地将腐败官场弊政陋习带入兴教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一、浮夸。一些官吏为谋求考课,捏造政绩,虚报伪造,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兴教大业,变成谋升官位的政治投机和官场闹剧。二、形式主义。盲目悉仿内地,不讲实效,不顾边情,为求规模数量,强令各族子弟入学,民众视上学如服役,缺乏求学的积极性和热情,甚至以各种形式逃避和反抗。三、办学不善。对此王树楠上书痛陈新疆“新设行省,本属特别之区,而事事强与腹地诸省一律设施,其最不适宜者莫如学堂”。省抚针对弊端 ,“始大加裁并,另改章程”,做了相应的调整优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省抚袁大化为维护统治应付战局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教育事业急剧衰落。新疆俄文法政学堂、省立中学、师范学校一一停办,各县高初两等小学也陷入维持状态。近代新疆教育第一次高潮终止。从表面看,似乎近代新疆教育夭折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冲击。实际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壤上,是不可能植育出根深叶茂的现代教育参天大树。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新政”倡导者所始料不及的。   二  1911 年民国政府建立后,废除了阻碍近代教育发展的封建教育体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 ,颁布了一系列国民教育政令法规。孙中山、黄兴等著名革命领袖大力倡导“教育救国” 、“文明开智”, 带头支持教育发展。一些革命志士、政府官员和海外留学生也纷纷步入教育界。海外赤子爱国华侨为造福桑梓,也归国兴办学校。同时,外国教会竞相在华办学。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出国留学之风日盛,留学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渠道。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国公学校主持梁启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收容人才”, 建立学术民主、教授治校、人才广揽的一批享誉中外的名牌学府。新的教育体制、教育形式、教学内容和知识结构造就出大批具有新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全国教育蓬勃发展的形势中,新疆却发生了一连串的沙俄侵略、俄境中亚牧民避难涌入、外蒙叛乱、阿尔泰危机、白俄败兵窜扰等严重外患,同时作为新疆财政命脉的数百万两“协饷”断绝。新疆省政府在连续的外侮和经济危机中勉强维持,从而痛失教育发展的大好良机,与教育现代化失之交臂,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20 世纪20年代后,中国内地连年军阀混战,北洋政府象“走马灯”般频繁变换。新疆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但因都督杨增新奉行“靖边安民”的施政方针,竭力消弥化解社会动乱,对外成功地处理一系列严重外患,新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为教育发展营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杨增新为维护统治,认为“窃唯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必须培养急用人才,从而相继恢复和创建一批学校,增加教育经费, 至1930 年度,新疆各类学校153所,学生7126 人,教育经费71.04 万元。其中主要学校:  1. 省立师范学校。发展教育,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1916年杨增新在迪化开办师范学校讲习班,校址设在北梁书院旧址。从1916~1924 年师范学校讲习班共办4期,学制2年,毕业生近200人,大部分分配到各县任小学校长或教员。1924 年师范学校改招正科生,学制4年,至1932 年,正科生举办9 期,其中毕业5 班,共250 余人。正科生和讲习班师范生均实行公费,除每月每人发给2 两津贴外,宿膳、灯油、笔墨、冬炭、车旅等费均由学校供给。  2. 省立中学。1920 年恢复,校址仍在迪化北梁。第一期招生49 名,备取生20名。学制4年,开设国文、数学、理化、俄语、法制、经济等课程,其中俄文是重点课程,旨在为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输送学员。前俄国驻迪化副领事米杰德等曾任教师,省立中学历史悠久,教学质量和校风学风良好,在全省有较高声誉。  3. 政治研究所。鉴于新疆“人才愈乏,吏治愈衰”, “故整饬吏治,要以培植人才为先”1916年6 月杨增新在巡按署内创立政治研究所,培训“吏才”,“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 学员定额24名,开设外交、财政、警察、实业、法律、算学等课程,还以《新疆通志》为乡土教材,以熟悉新疆史地和风土人情。任教教师多为省财政、政务、司法、外交等各厅署行政长官。学员除教学考试外,还利用课余“试办文牍”, 并参加迪化县的审判事宜,作为“实地练习”。政治研究所经费和学员薪银均由省府拨发。  4.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杨增新鉴于“新疆与俄接壤亘数千里,自俄乱发生 (指俄国1917年革命),政潮迭起,狂澜横溢,新疆首当其冲。审时度势,非造就深通俄文人员,并娴习法政国际诸学,不足以资驱策而应世变”。1924年秋,在迪化重办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办学目的: 一是培养对俄交涉人员; 二是培养本地人才,“不致借材内地”; 三是培养法政实用人才。学校初创,其章程、教材、教学大纲均仿效北京俄文法政学堂,教学开设俄文、刑法、宪法、国际法、世界语等,其中俄文和法律是必修课。俄文又分语法、中俄外交文牍、俄文法规、俄罗斯地理历史、古典文学、中日抚顺煤矿外交谈判记录 (俄文)、俄文名著等; 法律又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讲义、心理学、伦理学、法学通论、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等。省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兼任校长,外交署长樊耀南任校监,教务主任张纯熙。学校有俄人和内地来新知识分子任教。杨增新常抽验学员成绩,亲自调阅国文试卷,在督署二堂传见面试,对第一届学员成绩前 10 名赠送亲著《补过斋日记》, 以资奖励。学员全部选自省立中学汉、回、维、满、锡伯等族毕业生。学校每月给学员津贴 12 两省票,并免交膳宿、书籍和冬炭费。1928年金树仁执政后,学校招收第二期,将原预科班并入其中。1930年9月省府57次会议呈报教育部改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为俄文法政学院。次年1月1日,经批准新疆俄文法政学院正式成立。自1924~1933 年,该校共招收4期约150名学生,毕业3期约100余人。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俄文法政学院) 成为新疆“最高学府”,“自清季废科举 ,设学堂于兹,数十载,本校实新疆唯一之专校,谈高等学府者莫先焉” 。  5. 医学传习所。民国初年,新疆瘟疫流行达 5~6 年之久,死亡率甚高,疫区“十室九空”, 杨增新认为瘟灾严重 ,“推原其故,实缘医术不良,死于病者十之三,死于医者十之七” 。迫于医疗人员不足,1918年设立医学研究所,后称新疆医学传习所。该所聘请精通医术的医生为教员,从迪化中医中招考粗通文理,稍知医学的学员,学制 3 年。教学“先从时疫入手渐次推及于各科”, 以求切于实用。学员结业颁发文凭,“抉术行医,自谋衣食”。  6. 派遣留学生。1931 年开始,金树仁先后派出24人到德国、日本留学。德国留学生二批主要学习军事。第二批留学生抵达后,经过在德国考察实业的委员包尔汉报请金树仁批准 ,改学工业。后或入柏林警察学校,或到柏林大学政治系旁听。1933~1936 年留学生陆续回国。此外还曾保送留日学生 4 名。  1930 年起,新疆选送 40 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哈尔滨工业学校深造。  1933 年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废除哈密回王。在改土归流中,爆发哈密农民起义,继之战乱迅速蔓延全疆40多个县。省府金树仁,东疆马仲英、伊犁张培元、南疆和加尼牙孜等军阀势力各占一方,狂暴的战乱伴随着血腥的民族仇杀和清洗,彻底葬送了民国初期“靖边安民”政策营造的新疆和平安定局面。为应付战乱,军费占省财政支出 74 %,而教育经费仅占2 %,根本无法维持教育的起码开支。新疆教育发展再次被战乱和经济危机扼杀。   三  1933 年盛世才在苏联的政治、军事支持下统一新疆,不久制定实施“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在苏联经济援助和各种人士的支持下,新疆教育掀起第三次发展高潮。推动新疆教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政府行政行为可概括为: 两期计划 (第一期、第二期三年计划) 、两次会议 (第一次、第二次省教育行政会议) 、一系列教育政令法规、一个会 (新疆教育研究会) 。具体如下:  1. 两期三年计划: 1936 年新疆省府制定了第一期三年计划,文教发展作为其基本内容之 一 ,《计划》确定新疆文教的基本任务是“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充实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各区建立健全教育局、教育会; 完善教育法令及课程标准; 严格教科书编译和使用制度,教育经费每年支出占全疆收入25 % (实际执行为 7.2 %); 计划全省各类学校 2266所,在校生 14.5 万名,占全省人口 3.5 %,较金树仁时期 5.5 ‰, 有大幅增加。  1939 年新疆省府又制定第二期三年计划。教育在前期计划执行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真正达到齐一的水平”。“切实有效地改善全疆各级教育的质量,并尽可能的努力于数量的发展”。在抗战国防教育的原则下 ,“更改善和充实战时教育的内容”。规划三年内新疆学院、师范、中学、小学、职业学校在校生数分别增长182 %、204 %、354 %、175 %、608 % (至 1942 年实际公立小学、会立小学、大中学校在校生分别完成计划141.5 %、112.5 %、217 %),教育经费预算较第一期三年计划经费支出增长124 %,占全部预算11.5 %。  2. 两次教育行政会议。1938年10月,在第一期三年计划完成和第二期三年计划开始之时,教育厅召开省教育行政会议。会议通过了对全省教育工作的决议,确定了新疆抗战建省时期的教育基本方针,结合新疆地方特点,突出国防教育、建设教育、团结教育、大众教育。提出近期改善和发展新疆教育的5项、23条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发展师范、中学和职业教育 ,提高小学质量,广泛发展社会教育,加强和改善各级教育领导的联系。  1940年8月,新疆召开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通过5项、33 条的决议案。主要内容:加强教育行政领导; 酌增教育经费; 统一中学教育; 增强社会教育; 控制各族文化促进会与会立小学等,从而进一步推动教育发展。  3. 制定颁布一系列教育政令法规。新疆省府先后颁行《省义务教育委员会大纲》及《新疆各县义务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1935年8 月) ,《省小学暂行法》(1938 年9 月) 。省教育厅也先后制定颁布了《省小学暂行规程》、《省小学校行政组织大纲》(附标准系统表) 、《各族小学课程标准表》、《各级学校休假日期规程》、《小学必须表册标准和式样》、《小学经费公开办法》、《小学训育大纲及其实施办法》、《抗战教育小学公民训练教程》、《各级学校加授民族语文办法》、《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民众学校改进方案》、《各教育行政机关推进社教工作大纲》、《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组织条例》、《小学兼办社会教育办法》、《民众学校经费册报造销办法》、《民教馆组织大纲、《民教馆工作大纲 、《省扫盲标准》、《省扫除文盲第一、第二期实施方案》、《妇女识字办法》、《各级职业学校办理教程》等。这些教育政策法规条例基本覆盖了各类教育,其颁布执行,除把各级组织统一起来,便利行政工作指导外,并且确定了各方面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向,增加了教育工作的规范性和实效性。  4. 创建省教育研究会。1935年12月省教育厅成立新疆教育会,制定《新疆教育会研究组织条例》。1940年1月又颁布《新疆省县教育研究会标准简章》, 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抗战教育之实施和方法; 一般教育理论; 教学法、学校行政诸问题; 社会教育实施及教材; 各小学之教材。1935年2月,新疆教育研究会制定《迪化市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办事细则》, 组织12所学校参加会考和成绩比赛,并颁奖表彰。促进了小学教学统一和教学质量提高。  在政府行政行为推动下,新疆教育迅速发展,具体表现:  1.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大幅度发展,至1942 年全疆共有小学校7091所,在校生71.26万人 (含公立、会立小学),较1934 年增加2.7 倍; 小学教育经费282.299万元,较 1934 年增长2.4 倍。小学教师待遇也有保障和提高,3年以上教龄教师考核成绩优良,每月加薪25 %。在抗战期间各省教师待遇普遍大幅降低时,新疆未降反而普遍提高50%,工资收入居未沦陷的陕、甘、滇、蜀、黔等各省首位。  2. 中学教育。两期三年计划期间最重要的发展是中等教育。据统计,六年间全省公立中学校和在校生“增加四倍以上” (详见附表) 。此外,1941年末,全省中学开支建筑费62.3万元,设备费65.3万元。教学投入增长迅速。应特别指出,新疆在完成小学义务教育之外“本省中级以上学校的学生得到政府食、穿、书籍、零用费等全部供给”,这是中国各地惟一的。从而保证了农牧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中等以上教育。1941年3月省府颁布《改定各级学校待遇办法》, 取消学生服装费、伙食费及部分津贴,改为实行奖学金,获奖学金比例占学生总数30 %,全免和半免费生各占一半,以调动学生刻苦学习积极性,收到良好成效。  3. 师范教育。1942年各类学校在校师范生达1802人。省府除扩大师范学校班级外,又 在伊宁、喀什、阿克苏增设简易师范,在和田、阿山、阿克苏、喀什、伊犁、焉耆等地开办教员训练班。1942年全省小学教师6071名,其中质量不合格者2000余名,为此除利用寒暑假办讲习训练班外,又从1942年起在各地原有中学中增设师范班,还将喀什简易师范改为中学附设师范班,形成省师、简师和教师训练班不同规格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培养初中级师资队伍。  4. 高等教育。新疆学院是新疆唯一的高等学府。1934年7月何语竹任俄文法政学院院长后,进行学院整顿工作。为适应新疆形势发展的需要, 12月将原俄文法政学院改为新疆学院 ,何为首任院长。次年1月1日新疆学院正式成立,至1944 年先后成立法律、政经、教育、文史、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农业专修科,形成五系一科七班的综合性学院,并附设高级中学部。为适应学院发展,学院曾三易校址。联共党员王寿成 (俞秀松) 、中共党员孟一鸣 (徐梦秋) 和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及姜作周、李一欧、盛世才曾先后专、兼任院长。曾在院任职任教的有著名学者沈雁冰、张仲实、史枚、涂治、周世贤、齐同、史杰、萨空了、高滔等,还有新疆知名人士程东白、刘佛吾、邬逸民、宋荫谷、柴恒森、刘汉章、胡金山、郎道衡、关清廉、许尔成等,共产党人林基路、祁天民 (祁延霈) 、郭慎先 (郭春则) 曾主持教务工作。1939年8月颁布《新疆学院组织大纲草案》规定教育总方针: “根据六大政策以研究专门学术,陶冶健全品格、训练实践能力,培养建设人才为宗旨”。学院曾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八字校训,学院各专业课程设置较完备,学院倡导“学用一致”, “抗战建省”。1939年暑假 ,曾组织学生赴北疆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和抗战宣传工作。1940年教育系增招维吾尔族班,首创新疆用少数民族语言分班教学的先例,并为新疆真正实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之始。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各族民主革命和边疆建设人才。  5. 职业教育。新疆两期三年计划中都将提高劳动技能,直接推动经济建设的职业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提出:“职业教育必须当作首要的工作,要广泛去建立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和补习班等,推广各种技术的宣传教育,以普及各族各界人民的职业常识与技能。”至1944年新疆先后在伊宁、塔城建立高级职业学校,迪化、和田建立初级职业学校、女子学院附属职业学校,开办专业包括: 化工、机械、牧畜、兽医、纺织、制革、造纸、蚕桑、窑业、妇产医学等,在校生358名。各类训练班有: 交通、财会、农牧、新闻、印刷及政法干部训练等。1934~1940 年共培训各类专业人员3884 名。  6. 民族教育。1934年8月省府先后成立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塔尔、回、锡伯、索伦、归化等民族文化促进会,旨在“六大政策”指导下,发展本民族的文教事业,普遍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1936年新疆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提出发展民族教育的议案 ,此议案经省府167 次委员会通过,交教育厅执行实施。同年省府制定的第一期三年计划中规定:“使各民族文化在固有形式上,……向齐一水平发展”。1939 年制定第二期三年计划中重申,改进和提高各族的文化教育,并把民族教育作为第二期教育建设的中心工作,强调“必须特别注意哈、柯、蒙等游牧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改进,不仅在各游牧点上要大大增加学校网,必须用各种方法去提高游牧中学的质量,向城市学校的质量看齐”。截至1938年全省在校生达14.33万名,其中维、哈、回、蒙文化促进会共办学校1840所,在校生105087名。少数民族公立小学在校生36675名,大中学校中有1620名。特别是1940 年新疆学院教育系开创维吾尔族班,次年农牧系预科中又招收畜牧、兽医、水利等4个民族班。新疆少数民族专门教育的创办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妇女教育。新疆省府第二期三年计划中十分关注妇女教育,提出: “在妇女教育方面除在职业教育和民族教育中要大量吸收妇女参加外,必须要有计划的更大量的培养妇女的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必须在中学校中多成立女生班,并成立简师班,以大量训练小学师资和一般妇女工作干部”。遂使妇女初级、中级、职业、社会教育迅速发展。在1933年7月省府将迪化县立小学改为省立女子学校,该校相继设立初中、师范、职业、小学4部和民众学校,1937年9月又将女子学校改名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增设高中班。1942年9月省立女中创办大学部次年3 月正式更名为新疆女子学院,开设文学、教育、医科、妇产等专业。同时经几年努力全疆各县几乎都创办了女子学校。妇女教育蓬勃发展,据1942年新疆省教育报表,全省小学就读女生59294 名,占总数21.6 %; 中等教育在读女生1094名,占总数27.8 %,女子中学在校生833 名,接受职业教育女生870名,全省公立、会立民校中女生49339名。此外,自1935 年起,省教育厅还数批派遣赴苏联中亚女留学生,主要培养高级医务妇女人才。  8. 留学生教育。30年代中期,新疆省府大规模向苏联公派留学生。1934年11月教育厅考选 84 名留学生,到苏联专门为新疆留学生设置的中亚塔什干大学行政法律系学习,其中各少数民族学员66 名,学制2 年,教学用各民族语言授课。次年又考选第二批90名留苏生,其中少数民族学员72名。再次年又考选第三批 80 名留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学员63名。留学生培养方向由金树仁时期造就军事人才为主改为以培养少数民族行政干部为主,其中部分遣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修牧畜、兽医、农机、水利、蚕桑等专业。  此外,自1937~1942 年新疆教育厅还逐年考选赴内地各高校进修生,共21名。进修费由“林森主席奖学金”补助,共5970元。  9. 民众教育。30年代新疆人口约400万,文盲竟占90 %。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1935年教育厅通令各地学校至少开办1个民众班,一年中,全省开办公立民校55 所,147 班,学员4179名; 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办民众学校起了重要作用,会立民校中的学生占总数的80~90 %。教育厅《省民众学校暂行规程》规定: “凡年龄在 16 岁以上之失学民众均可入民众学校,未办短期义教地方,年龄在 10 岁以上之失学儿童,亦可入民校”。“民众学校学生所用之书籍纸笔概由学校供给”。在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推动下,30年代末期,新疆又掀起大规模的夏学运动和冬学运动,旨在“把极大多数群众吸引到各种学习组织中来”, 一时间除公立、私立、会立、民办学校外,各种形式的夜校、识字班、夜学班、家庭学习班、小先生教学队、机关识字组、训练班等风靡全省,蔚然成风。1940年参加冬学教育的教师有2848名,就学民众达370411人。教育厅又先后制定《第一期、第二期扫盲实施方案》, 1940~1942年全省共扫盲40万人, 其成就相当可观,尤其是大批妇女学习脱盲,具有更为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

 表1 

1942年以后,国民党势力进入并逐步控制新疆。继之国民党政府为忙于应付全国内战和伊塔阿三区革命,加强在新疆的统治,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削弱文化教育事业经费,新疆教育再次走向低谷。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中国民党力图将新疆教育纳入中央国民教育轨道,实施统一教育体制,推动“三民主义”训育开展新生活运动,组织党务、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等。然而各种挣扎都不能改变其统治江河日下的趋势。40年代后期,新疆省府主政者频繁更迭,政令紊乱,加之战局不稳,人心浮动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事业萎缩。至1949年夏,新疆学院仅剩教职工91名,在校生379名。此时,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也都一厥不振,社会教育更是奄奄一息。新疆教育再次跌入深谷。   文章出处:西域研究 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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